老师，不瞒你说，你家小俊绝对是个神童。一手毛笔字写得可漂亮了。”

    老爸笑笑，只当是袁老师的随口奉承。这个小袁还是太年轻了啊，就算要奉承自己教子有方，也可以说些诸如聪明勤奋，认真听讲之类的话语。她偏要夸小俊毛笔字写得漂亮。练字可不是朝夕之功。自家儿子学会握毛笔也才几天呢，能写出什么花样来？

    袁老师见老爸不置可否，还以为是老爸风格高，谦虚。

    “柳老师，小俊真是个好苗子，不但毛笔字写得好，算术也很不错的。好好培养，将来一定也和你一样，是个国家工作人员呢。”

    一九七六年那会，国家尚未恢复高考，大学生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个相当遥远的概念。说小孩子长大以后能当上国家工作人员，那就是好得不得了的祝福了。袁老师自己，估计也还是个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差一大截。

    说我算术好，老爸倒是很相信。

    记得前世老爸就不止一次和我说过，我还只有三四岁的时候，便能计算一万以内的整数加减法。小学一年级的算术，对我来说，无论前世今生，都绝对是小儿科。

    看着我们姐弟三个狼吞虎咽吃完饭，老爸又和袁老师聊了一会，这才收拾碗筷，念念不舍回去了。

    下午三节课，我几乎都在想麻塘湾，到底有什么东西让我牵肠挂肚？好在无论我怎么走神，对于袁老师的任何提问，都能对答如流，倒也没有破坏留在她心目中的好印象。

    临近放学时，我突然想了起来。

    周先生！

    麻塘湾的周先生，在我前世的记忆中，是咱们向阳县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周先生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因为前世没和他打过交道，有关周先生的事迹，都是从老辈人嘴里听来的。那是个大有学问的人，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大革命前系n省省委党校的党史教授。

    在我的前世，也就是二零零零年以后，教授才逐渐变得不大值钱的。至于在一九七六年，那绝对是大知识分子。想想看，连大学生都是他的弟子呢。

    大革命期间，周先生被下放回家务农。可怜他一个教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产队的农活哪里在行？他身体不好，脾气又硬，不肯低头，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原先大队干部还可怜他，见他是个文化人，给他派了个记工分的轻松活。谁知他还不领情，大队干部更加不待见他，由得他自生自灭。整日吃了上顿没下顿，穿得也是破破烂烂，哪里有半点城里人的样子？简直就跟叫花子差不多。大家称呼他周先生的时候，也是戏谑的成分多于尊敬。

    大革命结束，周先生平反恢复工作，不久之后，便担任了省委党校的副校长，享受正厅局级待遇。这还罢了，大革命前他教的许多学生都恢复了工作，成为各地县的领导干部。我们向阳县的县委书记，就是他的学生。

    可是在一九七六年，又有谁能预料，周癫子（客气的人当面称呼周先生，背后撇撇嘴叫声周癫子）竟然还会咸鱼翻生，跑回省城去当大官呢？早知道的话，当然要好好巴结人家一下了。

    这个“早知道”很关键，碰巧我就是“早知道”的人。

    真是早知三天事，富贵万万年。

    这么大一个宝藏就摆在眼前，要我忍得住不去掘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尽管等到我成年时，周先生差不多也该退休了。可是搭上这么一条线，总是有些好处的罢？具体有什么好处现在还不好说，总之多一个朋友绝对要比多一个敌人好。

    被结识周先生的美好前景激励着，我一手拉着二姐一手拉着三姐，蹦蹦跳跳回到家中。

    一见到老爸，我突然又意识到一个难题----怎么跟他说呢？

    主动去结识周癫子，总得有一个理由。难不成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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