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众口纷然朝廷破坏规矩唯利是嗜害处说不完！”司马光义正词严的说道。

    “均输法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实为不可取也！”曾公亮躬身说道。他是河北系官员的大佬当然清楚均输法和市易法若是真的在河北两法并行那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个时候他不能不站出来说话否则一旦通过那对河北系官员是非常不利的。

    去年春天的时候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条例司上疏指出当时税收制度的流弊大意说：“今天下财用窘急官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各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三司、运使按簿书征收无所增损。遇到军国郊祀的大费又遣使去刬刷几乎没有余藏。各路藏匿财富不实说又以‘支移’、‘折变’的名目加倍收税。朝廷需用的物品多不按照产地和时令富商大贾得以乘公私之急从中擅轻重敛散的权财政官员上下内外不相知只是照帐本办事因循守旧不顾年岁的丰歉产地的远近结果是民间纳税加多朝廷还是财用窘急富商大贾却得以从中取利。”

    为此条例司提出地均输法。设运使官总管东南六路赋入有权周知六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运使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说这样就会“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神宗随即批准均输法以薛向为运使主管其事朝廷给内藏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充用──当然这三百万石米是走常平仓的账目而广惠仓的因为王静辉的缘故而被严格的保护起来了。

    均输法显然是从增加宋王朝地“国用”出改革也是很有限的但它多少改变了因循的旧制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并且明显地侵犯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均输法一出一些朝官从大商贾利益出纷起反对。反对派提出的均输的“害处”主要都是对商贾不利。代表大商人说话的立场很鲜明反对的理由却很薄弱。神宗当然不为所动继续用薛向推行新法。

    现在司马光和曾公亮又老调重弹皇帝赵顼的脸上自然不会好看王静辉对此也是不屑一顾。均输法是好地办法。不过就是执行它的官员心太黑了些主持此事的官员叫薛向这和他的老搭挡薛向之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其操守实在是让人无法恭维王静辉没有费多少功夫手上便掌握了一大堆这家伙贪赃枉法的证据薛向地老家田产在最近的半年里面暴涨了三四倍靠他的俸禄就是再过十年他也买不起。

    其实不仅是均输法王安石所提出的各种新法如果能够在清廉官吏的运作下成功地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即使失败波及的范围也不会太广根本不可能会出现民怨沸腾地情况。唯一的解释便是执行新法的人有问题。突然他的心中倒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让执行新法的贪官去找河北那些黑心的土豪的麻烦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场面？！

    “平心而论新法是良法可惜无得力之人支持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变易纵有所入其数额亦非常可疑！”赵忭不管王安石和司马光愿听不愿意听他也没有王静辉这么多地顾忌──赵忭在朝中的地位非常玄妙他一手促成了皇帝赵顼在前任英宗赵曙没有病故的情况下登基继位这中间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政治传统。

    王静辉记得曾经在读宋朝历史的时候在绍熙五年(1194)六月枢密使赵汝愚逼宋光宗退位。此事史称“绍熙内禅”事件的起因是宋光宗患精神病无法处理朝政并长期不去看望做了太上皇的父亲宋孝宗。尤其是宋孝宗去世时宋光宗拒不出面主持丧礼以致“中外讹言靡所不至。”以赵汝愚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逼宋光宗退位目的是为了稳定政局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的统治。但是中间却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孟子-万章》篇称：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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