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底下的官员不敢把黑手伸向常平仓和广惠仓想想这也算是一大进步了。

    在官员贪污**问题上王静辉感到王安石和自己的观点是差不多的──治理贪污**不能光靠官员的洁身自律更多的要进行立法和监察上的力度不过这也只是王安石隐隐的感觉而已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说到底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都是读儒家圣贤书成长起来的尽管后来王安石有着非常明显的法家倾向不过这并不能够扭转他最初的信仰之多是有些怀疑罢了。

    王安石在听过王静辉对撤销三司重建三省六部的建议后点点头笑着说道：“驸马之意甚合吾心！至于三省改革则是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不过这三个官位只是虚设从不授人。又仿照唐制用尚书左仆射、右仆射代行尚书省的职权；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权他们是正宰相。这时参知政事的名称被取销而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

    王静辉听后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国朝初立直到现在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地阶段。职权的转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声。现在无论是先生还是司马君实和圣上都是倾向于借鉴唐代的官制制度来重设三省在这点上学生也是深以为然的。”

    宋朝从立国到现在在宰相制度上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益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

    这样设置固然是有当年赵匡胤深深地打下了自己所经历五代时期的烙印拼命加强皇权使之自己的子孙能够享受江山就如同当年赵匡胤煞费苦心的撤掉宰相们的凳子一样他不允许有人和自己平起平坐这样极大的威胁到了他的统治。

    皇家这么煞费苦心的建立起现在的一套官制体系毫无疑问是为了他们家族江山稳固不过殊不知权力越是集中就越危险──他们想坐这个位置来独享大权还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地做着同样的梦所谓“高处不胜寒”一直以来都是王静辉自我警醒的名言。

    皇权和相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对比才是最合适的这个问题也是王静辉所考虑地──宋代之所以能够达到长治久安。还能够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文明固然在统治上大大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但能够保持稳固的却是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对比。在目前来看皇权明显是强于相权地但依照新的改革体制精神三省这样高层次的体制变动过后。相权表面上增加了但为相者地数量也同样增加除非所有的宰相都是一个心思否则还不是皇权的对手。

    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省长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类(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都称为使相但不预闻政事)。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宋太祖要给赵普设置一个副职但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地事。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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