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中华帝国的官员做官是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年轻气盛的少壮官员或许会直接瞪眼宣称“吾乃民之公仆”。世故的清流或许会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奸佞宵小之辈或许会笑而不语。可如果问他们做官是不是一种负担？估计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的点头。至少此刻端坐在上海县议事堂的知县应廷吉就深有感触。

    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这中华朝不但换了“代”就连中原沿用千年的“制”也给一并给改了。历来中国地方官员的职责就两项一是判案；二是收税。如今的中华朝“判案”已不再由县太爷来管了。老百姓要打官司直接去司法院找县丞法官击鼓鸣冤去。再来就是“收税”。随着时代在展税收的结构亦在潜移默化中生着变化。像上海县这种新兴的商业市镇作为主税的土地税已不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取而代之的是市税、科税等辅税。如此一来县衙收税的方式当然也得跟着改一改了。由于商会、行会乃是市镇工商业的主要组织。于是乎商会和行会便当仁不让地承包了市镇的税收开始替衙门征起税来。这样一来衙门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商会行会对私营业主、手工业者征收各种捐税。同时对私营业主和手工业者来说他们也可以就此免除官员的额外勒索。

    若说这“案子”人家帮着审了“税赋”也有人代着收了县太爷还要有什么事好操心的呢？整日坐在衙门大堂无所事事照拿俸禄的工作怎么算是一种负担呢？可惜事与愿为这些父母官们的日子并没有老百姓想像当中的那么惬意。原因很简单中华帝国地方长官的职责本就不止判案和收税这两项。

    在明朝一个标准县衙一般设知县1人掌理全县政务。署内设吏房、户房、礼房、工房等办事机构；置皂班、壮班、快班等差役负责站堂、行刑、催、捕、传、递等事。知县佐治官职：设主簿1人掌军事、治安；典史1人掌缉、捕、监、刑；县丞1人掌粮马、税收、户籍等；教谕1人主持文庙祭祀管理县学；训导1一2人协助教谕教诲县学生员；后又增设管河县丞1人（氵+加）河同知1人。城镇营防官职先后设守备、把总、千总、都司等。其他杂职如驿丞、闸官、总捕分府等时设时裁。由于这种传统的地方行政机构只能用来勉强维持衙门的日常运作更本就不可能起到为乡镇服务的作用。为此中华帝国在建立之初就对这种粗放型的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头换面。

    新改良的帝国地方行政机构将职能重点放在了地方管理与庶政服务上。废除了传统的吏房、户房、礼房、工房等六扇门办事机构。改设财政所、文教所、工商所、农林所、警务所、公建所、民政所、卫生所等八个基层行政机构。此八个部门均直属于知县各个府县也可依据各自的情况酌情设裁。像上海县这样的海港城市不但拥有这八个基本部门还另设了海关、商阜两大商务部门。因此上海县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就行政管理上来说应廷吉除了管理的范围比较小外管的庶政项目丝毫不比执掌内阁的相大人来得少。

    可对于应廷吉来说真正让他感到头痛的并不是这些繁复的庶政而是眼前的县议会。这话若是给说给西北地区的同僚们听到一定会被笑掉大牙。你说堂堂的一个县太爷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怕那些个议员作什么。就算所谓的议员有钱有势又有功名说穿了也不过是个平民而已。历朝历代哪儿有官怕民的道理。这还有王法没？面对这样的嘲笑应廷吉这些东南地区的地方官员则会不屑的反嘲对方是土包子。先别说清议、民心之类的舆论压力。光是一个“钱”字就够让东南地区知府、知县等大老爷们对议会折腰了。

    有道是“税赋乃诸政之母”大到帝国内阁小到知县衙门没有钱都是万万不行的。而帝国地方财政却恰恰掌握在了地方议会手中。正如先前所言商会和行会承包了市镇的税收。同样的由商会行会代表参与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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