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陈家明谦逊地将中华朝在全球金融战略上的成就归功于女皇的决策。但这种经济戏法早在数千年前就被华夏的先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了。《管仲》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述说是从前有个莱国擅长染色工艺紫色的绢在菜国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销金子紫青色的丝绦也是一纯值一锱金子。在周地这些绢丝可价值十斤黄金。莱国商人知道后很快把国内紫绢收购一空。于是周朝乘机用票据作为抵押从莱国商人手里把紫绢全部收购起来。待到莱国商人卖光紫绢后却现自己其实只握有等于货币的周朝票据。于是只好用票据再向周朝回收钱币。而周朝则在此过程中达到了控制莱国的目的。《管仲》评价此手段为“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既利用任何可趁之机通过商业来控制他国。而如今的中华朝只是本着相同的原则将帽子戏法玩得更复杂也更隐蔽一些而已。

    事实上相似的情况还有许多。随着越来越多曾经被人差点儿遗忘的古代学说与书籍被人们逐步掘出来。中华朝的臣民们顿时惊讶地现原来自己的先祖并非是像后世一些儒家家者所记棕的那样耻于求利。相反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好利、好战、好地、好名、好欲的五“好”民族。既然被圣人一再夸耀、崇尚的周朝尚且如此。那作为后辈的中华朝与海外通通商乘机扩展扩展地盘收购收购它国的资源也就成了传承先祖传统的一种表现。当最初地束缚被解开之后。许多事情也就变得容易接受起来。

    当然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岭南学者这二十年来的不懈努力。当初为了让中原接受宪政的理念与契约思想以陈子壮为的岭南学派花了大量精力在古籍中寻找任何能用来将这些泊来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的蛛丝马迹。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陈子壮等人却越坚信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在追随外夷而是在恢复华夏制度的本来面貌。面对日益变化着地世界中原本身亦非没有对策解决之道恰恰正在那些被人们丢弃了千年的诸子百家之中。这其中最为岭南派推崇的无疑就是道、法两家。

    人道“道法不分”黄老与法家历来都是以相辅相成的关系出现在政治舞台的。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再到秦汉两朝每一方霸业兴起的背后无不闪烁着道家与法家的智慧。与儒家“寝兵”、“兼爱”以仁德服天下地观点不同。无论是法家的“耕战”还是黄老的“休养生息”都是以“战”为核心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积聚实力打败自己地对手。因此在诸国纷争的乱世黄老与法家才能显示出其出众的魅力。而一旦天下“归一”王朝也就失去了争霸目标。黄老与法家也似失去养分的大树一般逐渐枯萎。毕竟这两派的诸多理论都是建立在竞争上的没有竞争对象也就失去了意义。相反儒家中的学说却十分适合维持一个稳定无争的王朝。正因为如此儒家才总是宣称中原是世界地中心四夷臣服、万邦来朝才会在群体上抵制外来的科学与文化。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继续维持其在文化政治上的道统地位。因为如果这世上还有其他能与华夏文明相抗衡的文明或国家。那便意味着新一轮“争霸”的开始。儒家的地位亦将随之被撼动。

    然而无论儒生们愿不愿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都已经打破了他们之前编织的天朝神话。中原不过地球地八十分之一这世界上还存在着欧罗巴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这些文明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灿烂的历史并且在现实中有与之对应的强国。于是新的一轮逐鹿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老与法家再次崛起于朝野也就显得不那么唐突了。事实上而今兴威于中华朝道法相比古代的黄老与法家也有着诸多差异。像贸易自由之类概念原本是法家极其抵制的观点。却在“工战”与“商战”的口号下被赋予了新地意义。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华对贸易自由的理解亦开始偏离了西方自由贸易的概念。但这一切都不会阻碍本土的道法家吸收西方的理论观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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