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确的说这一部用来保障人民追求财富自由的法。”

    面对母亲斩钉截铁的话语杨禹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旁身为商学院院长兼国会议员的李光先则跟着补充道：“陛下言之有理。昔商君曾言‘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分未定。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也。’可见一物之‘名分’尤为重要。君主治天下在乎定分定份而后止争止争则天下和。现在陛下制定《民律》正为了‘定份止争’。”

    “好一个定份止争。李师傅分析得确实透彻。”眼见李光先引经据典地用“定份止争”简练地向杨禹轩解释了“物权”的概念龙椅上的女皇露出了欣慰地颔赞道。当年在编修民法之初孙露还曾担忧中华的学者们难以适应物权、所有权之类的概念。毕竟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并没有相关的物权制度。当时孙露还特意让杨绍清从欧洲带回了大量相关书籍以备不时之需。然而现在回过头看来自己的担忧完全是不必要的。中国古代虽没有系统的物权理论但早在先秦时代商鞅等法家人物就已经将物权制度的意义和本质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为“定份止争”。也正是凭借着这份渊源以李光先等人为代表的新法家在《中华民律》中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基本原则。完成了这个时代欧洲法学界都尚未完成的一次重要飞跃。

    当然李光先等人在为制订《中会民律》出力的同时也巩固了法家在中华朝的地位。使得一直以来因严刑峻法、独断**而被人垢弊的法家一跃成为了新贵们争相吹捧的金科玉律。此外《中华民律》虽还未通过国会审议正式公布实施却早已引起了多方关注。一些旅华的欧洲学者传教士更是紧紧追踪着《中华民律》制订过程中所生的每一个细节并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字不落地记录了下来传回欧洲希望借此能给正在启蒙初期的欧洲学术界以一定的启迪。也正是通过这些书釜底抽薪介绍使得这个时代的欧洲人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中国并非只有儒家法家、道家同样在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华朝撇开宗教影响的学术争论更是让欧洲人闻之耳目一新。

    不过此刻的李光先可管不着西夷如何看待法家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学说是否能得到女皇的赏识。却见他当场谦逊地弯腰行礼道：“陛下过奖了。深谙定份止争之理的是陛下所以才会令臣下立法修《民律》臣只是引用了几句先人的话做注解而已。”

    虽然“托古改制”的说法古已有之但李光先如此直白地说出引用“古训”只是为了给“今政”做注解还是让一旁的吴伟业露出了鄙夷的神色。在他看来法家门徒的这种阿谀奉承的钻营嘴脸会给在场的皇长子殿下带来不利影响。如果年轻的杨禹轩就此认为圣人古训是可以随意玩弄附会的文字那还了得！想到这里吴伟业当下便清咳了一声反驳道：“李先生此言差矣。定份止争乃是古已有之的君王治国之道。陛下比善入流效仿古制实行仁政故而才依托《周礼》修订《民律》。怎能说是引先人古训为今时之政做注解呢。”

    面对吴伟业一口一声“古已有之”的老生常谈李光先同样也是颇不耐烦。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就是崇古恢复上古大同之世可以说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因此当社会呈现病态之时深受儒家影响的大臣和学者们总是认为只要吃下古训上所开的那些古药就能治愈一切病症。曾几何时李光先是这其中的一员不过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之后他却开始越觉得这种想法荒谬之极。却听李光先当即不甘示弱道：“古训之中确有其精华但古训总结的终究是先人的经验我等现在遇到的问题先人并不一定会遇到先人想出的办法也不一定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如果做什么事都以古训出照本宣科地照搬古法解决问题那岂不是在刻舟求剑嘛。”

    “怎么？李师傅认为自己的眼光比古代圣贤还要长远

    -->>(第1/3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