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即利用卫生厅原有的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学校改为中医师资进修学校，把学员培养为师资，集体编写中医教材，这所学校共培养了二百多名中医药师资，编写出第一套中医药系统教材。这二百多名学员(师资)以后支援到北京4o多名，其中大多成为日后北京有名的中医师，有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等，还支援了河北、河南、内蒙等省区的中医院校。中医药学的第一批师资与教材，全是我在南京办起来的。

    1956年，我调任卫生部中医司任司长，此时，李德全部长，徐运北副部长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郭子化副部长具体领导我我日常工作。中医工作在这个时期(大约一年多)得到了很好的展，开始建立中医高等教育院校，由于有南京中医药学师资和中医药学教材的基础，北京中医学院经过半年的调整，进入正规教学。以后，为了团结西医，响应**的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中医司又进行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是我起草的，**对此有著名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掘，整理，提高。”这是中医工作的一个历史**件。另外，为使西医能学好中医，专门让南京又编写了“中医学概论”，并推向全国使用。后来的全国数十所中医学院，全是我一手推动办起来的。

    中医药学受到**的直接关心，有了很大展。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对各个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o％的精简。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对此，我心急如焚，多次与教育司协商，得到的结果是留12所。此后，国务院文办在有关教育系统精简大会上(开了4o多天)，仍宣布中医学院只保留5所。我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并恳请徐运北副部长亲手交给周总理。徐副部长将信交给周总理时，还将我的意见直接转达给了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中医司不同意砍掉1o多所！”得到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的一句话。在教育系统精简大会总结会上，文办主任林枫宣布：“中医学院不动”，就这样，经过我的力争，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了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

    但是，由于中医管理部门一直是在卫生部领导之下即西医领导之下，到了6o年代，卫生部某些领导仍然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为此，自1964年9月7日，1965年1月13日，7月12日，我针对卫生部对中医政策的错误做法，连续给**写了三封信，向他直接汇报和反映这些问题，使中医事业又得到了一时的展。

    文革期间，中医药事业遭到了破坏，文革后，中医药界大减员，由1958年的5o多万，锐减到1978年的25万多人，中医药学面临着失落的危险。中西医学术上的偏见，影响到卫生部行政领导，中西医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这种偏见的状况。虽然在解放后，我们党和政府极为重视中医药学，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和继承扬中医药学的政策，把中医药学从绝境中解放出来，旧中国那种“中医饱受欺凌摧残，祖国医药学日趋湮没”的境况得到改变，中医药学得到了新生，中医药事业有了展。但是，由于学术上存在着严重的偏见，而且根深蒂固，对中医药学的科学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采取鄙视、歧视中医药学的错误态度和把中医药学体系放在医药体系的最低位置的做法，始终没有解决。198o年，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我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长期展长期并存，把三者置于同等的地位，三支力量的方针，可以说在理论上解决了几十年来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三支力量的方针，在1982年衡阳会议上被确立为中国医药展的方针。会后我即退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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