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时，装疯卖傻，唱道：“上海人京郁惟正，现患四肢风湿病，皇帝若还可怜儿，饶了一条穷性命。江阴人王逢是张士诚的馆客。朱元璋灭士诚，欲辟用之，坚卧不起，隐上海鸟泾。洪武十五年以征，有司敦追上道。亏得他儿子在朝廷做官，以父年高，叩头泣请，才放回去。

    新喻人粱寅，太祖定四方，征天下名儒修述礼乐。寅就征。书成，将授官，以老病辞。

    泰和人陈谟，洪武初，征诣京师，赐坐议学。宋濂、玉祚请留为国学师，谟引疾辞归。祁门人汪克宽、金华人胡翰、新喻人赵埔、临海人朱右、义乌人朱廉等，洪武初，聘至京师，同修。《元史》，书成，将授官，皆不受归。有些人“家有好学之子，恐为郡县所知，反督耕于田亩”，以防被召去做官。

    有些人为免被征出仕，竟至自残肢体，如沙县罗辅等十三人私下议论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们)各断了手指，一便没用了。”

    2被迫入仕类。有不愿为官，但抗拒不了的。大名人秦裕伯避乱寓居上海，两次被征不出。朱元璋亲笔写信威胁他说；“海滨居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秦裕伯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读学士，固辞，不允。临海人陶凯获知使者将至，隐避不出。朱元璋对使者说：“陶凯如果不来，把他的九族以内亲党的脑袋割来。”陶凯只得乖乖上路。

    3辞官归田类；有不少很有才干的人出仕之后，过若千年又找各种理由辞官不干。朱升在朱元璋亲征徽州时前来投奔，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为他说降徽州，保全婺州，推荐刘基、叶琛、章溢三贤，还在鄱阳湖战役中救过朱元璋的命，明朝建立后又为之制定各种礼仪，文治武功均称卓绝。但在朱元璋称帝次年，却辞官不做，乞“请老归”，退隐林泉了。

    陈遇“天资沉粹，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朱元璋渡江后以秦从龙荐，书聘之，“引伊、吕、诸葛为喻”，留参密议。朱元璋称吴王后，授予供奉司丞，辞而不就。朱元璋称帝后，三授翰林学士，皆辞。洪武三年奉命至浙江廉察民隐，还赐金帛，又先后授以中书左丞、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太常少卿、礼部尚书等职，通通固辞。朱元璋想给他儿子官做，他也推辞不允，说：“臣之子皆幼，学未成，请俟异丑。”

    做了官想辞职归田，有时也会引起朱元璋的猜忌而受重罚。大理寺卿李仕鲁劝朱元璋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元璋不理会，仕鲁着急，闹起迂脾气，当面把朝笏扔在地下，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当即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阶下。

    朱元璋曾颁布“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律例，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专门颁布法令，严惩不做官者，从反面也反映了当时“人多不乐仕进”现象的普遍性。

    二、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的原因

    明初文人为什么“不乐仕进”?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1明朝的官俸太低

    朱元璋出身农民，常把宫俸与农民的收入相比较，用“禄以代耕”作为制订官吏俸禄的标准，因此，实行低俸制。明代官员俸禄，始定于洪武四年(1371)，因支米，故称禄米。禄米以石计，九品年禄依次为9oo、75o、6oo、5oo、4oo、3oo、27o、24o、18o、16o、1oo、9o、8o、75、7o、65、6o、5o。各按月支给。这次所定官俸，签于当时历史条件和经济状况，与前代相比，整体上偏低。洪武十三年(138o)，重定官员俸禄，除给禄米外，还给俸钞。这次所定官俸，较前一次普遍提高。到洪武二十年(1387)，又一次重定官员俸禄，取消了俸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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