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经昆明、潜抵河内表通敌求和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谋和。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议：汪兆铭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5月3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之下由河内直赴上海。他起先住在虹口日本军区而当时的上海有一句口号那便是“不过四川路桥！”因为一过四

    川路桥便就离开了租界到了日本人占领的区域亦即上海人鄙夷的“歹土”。

    汪精卫在四川路桥那边住了几天随后就搬过桥来住进了千极斯斐尔路76号这是一幢宽大幽深的花园住宅原来是陈调元的产业日本人将它侵占拨给汪精卫充作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后来便改作汪伪政府的特务机关大本营。

    汪精卫所召集的“代表大会”决议了所谓“和平大计”“改选总裁及中央委员案”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沐猴而冠拿日本人“还”的关税余金每个月4ooo万元作为经费收买党羽招兵买马积极布置成立为虎作伥的傀儡汉奸政权。这时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许多忠于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人员和工商金融界人士受了他们的蛊惑不明真象贸然附从这使得敌伪势力因以变大而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为之整个动摇。

    于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6部任职的前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奉命赶赴上海他身边携有国民党蒋介石致沪上耆彦虞洽卿等5人的问候函件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上海银行界领袖李馥荪、秦润卿等的私函十余封；吴开先单枪匹马空手亦拳他悄然地由重庆经昆明、河内而香港先去探访杜月笙。

    这时徐采丞充分利用其天时地利与“人和”已成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将。为了许多机密任务他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间。1939年1o月徐采丞香港回了上海。不到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愕一愕便问：

    “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九个字：

    “高决反正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

    “这张字条是谁写的？”

    “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庼写的。”

    “黄溯初是那一位？”

    “他是进步党梁启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可是你认得这位黄先生吗？”

    “不黄先生是徐寄庼的同乡友好。”

    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

    “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说了。原来此次他一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庼便登门拜访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此种种缘故高宗武才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说“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的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很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解释我叫人去跟高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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