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据典有理有节起承转合俱有章法直说了有一个多时辰。在座诸人洗耳恭听还有数人手持新版线装笔记本边听边记一场会下来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小楷另人不由佩服这记录功夫。

    只是待到讨论之时却是难有进展。孔颖达为人比较随意会上更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因此众人都也各抒己见。原来此次

    将书回炉重修主要是因为存在几点问题在使用中处。

    一是《五经正义》经义庞杂规模过大。本来朝庭编纂《正义》是为科举取士制订统一的经解教材和课试标准。因为当时不仅学分南北更有各姓“师法”、“家法”各不相同义理混杂众说纷纭。前朝隋代开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因没有标准经义众博士几乎无法评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但孔颖达主编的这部《五经正义》虽然基本统一了经义但是引用太甚连篇累牍足有17o余卷。若真以此为教科书不说出版之事成本过高工程浩大就说是教学引用也是难为人。因此朝庭便有意精简篇幅去芜存精以利流传。

    二是《五经正义》博采众家广纳诸说颇有矛盾纰漏之处。初次修书时乃是在众多地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注释作为标准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其他编修之人负责具体注疏凡有矛盾争议之处再由孔颖达综合诸说定夺以为终论。如《正义》中《易》采用王弼注《诗》用毛传郑笺等其他诸经也均以前人流传较广地疏义注本为宗整理成书。虽然此法成书迅易于采编但诸经之间经义也有难免互悖之处。加之成书太快难免存在疏漏谬误故需要重新考订。

    三是《五经正义》一些词句因采前朝旧义有失朝庭体统。如在《尚书.“大隋”实在是有违君臣体统。似此之类皆因依据旧时疏本而与修诸儒又失于详查的缘故。这些自然是须得一一删正以明正朔。

    但如此一一论来重审《正义》一事委实难以下手。尤其与第一次修书不同具体摘录工作不是非常多最主要地是对已经存在的经义进行审订重考。这样一来主要工作怕都要集中在孔颖达这主编的头上。无怪乎孔颖达觉得精力不足要召卢鸿进京相辅了。

    众人讨论了半天总是觉得难有着手处。不管是精简、统一以及删正要便是主编之人拿出一个最基本的立论标准来为众人接受后才能以此为据或删或修不然便无处着手。但前时之所以广采众家便是因为难以一家之说为贯。此时若要重订却是要推倒重来一般。那词句间的修订倒尚在其次。

    此时天气渐热孔颖达这书房不算宽敞屋内挤着众人本就狭窄甚是闷热。众人说得热烈更有几人满头是汗也未争出个所以然来。

    卢鸿因是初次参加会议虽然孔颖达将他向众人做了介绍互相之间也都早有闻名表现很是亲近但他毕竟是孔颖达的学生身份。何况初来乍到不便多言就一直未曾言。

    孔颖达见卢鸿一直站在自己身后未出声讨论有心要他参与进来便说道：“卢鸿虽然你是我弟子但日后相辅修书也免不了多作参与。此事你有何见解不妨也说来听听。”

    众人听了此言不由一齐将目光投向肃立在孔颖达身后的卢鸿身上。此间众人虽然多是次见到卢鸿不过在座的均是经学大家对卢鸿在玄坛倡气学、范阳经辩新解老子等事都知之甚详。更有数人对气学颇为推崇因此对卢鸿都不敢以后辈小视于他。见孔颖达要卢鸿言均静听卢鸿有何高见。

    卢鸿也不做态面带微笑说：“学生倒是有个提议。”

    “哦？”孔颖达说：“有何提议讲来便是。”

    卢鸿说：“学生想这修书也不是一时之事总要反复讨论细为推敲才好。看老师这书房甚是狭仄诸位先生都是闷热难当。此时院内松荫如盖清风习习更有石凳生凉藤萝旁绕。何不移座院中学生为诸位先生烹茶以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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