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经济危机开始进入第三个年头。此时已经不再是经济危机，而是真正的大萧条。在整个地球上，50%的关税常态化。只有中国依旧秉持着5%的进出口关税，当然，中国也依旧秉持着贸易平衡的政策。英国驻华大使汉弗莱爵士作为老中国通被召回了伦敦。

    这不是惩罚，而是正常的只为调动。英国方面召回汉弗莱爵士还有一个目的，他们希望能够研究扩大英国在中国的销售额度，拉动英国本土的经济。汉弗莱爵士也算是载誉而归，在中国当公使日子挺好过的，人民党难对付，却是明白人。汉弗莱爵士抱着生意局势生意的态度，在中英贸易中干的顺风顺水。例如汉弗莱爵士大力促成的马来租地项目，人民党每年要从马来运走几千万吨油棕籽，一吨油棕籽收一英镑的出口税就是几千万英镑的收益，英国还得到了一个稳定的棕榈油供应。马来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开发，从任何一个综合效益上，大英帝国都得到了巨大的实惠。

    这只是汉弗莱爵士的功绩之一，东南亚的椰子以及石油买卖，都扩大了英国的收益。一个为帝国每年增加上亿英镑收入的人，自然应当被当作功臣来对待。现在英国需要这位功臣为英国作出更大贡献。

    英国变化不大，这是汉弗莱爵士对伦敦最直观的感受。中国的变化太快了，首都郑州从一个火车站为主的城市，几年工夫就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楼房、工厂、铁路，疯狂的建设着。不仅仅是郑州，整个中国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让汉弗莱爵士从目眩神迷到习以为常，等他回到英国之后，反倒不习惯起英国来。至少已经完全不习惯英国本土难以下咽的食物。

    英国内阁就中英贸易的会议等到汉弗莱爵士回来之后才正式召开，汉弗莱爵士给内阁特别委员会做了一个报告，介绍并且评估了中国的消费能力，令人惊叹的建设成就震动了特别委员会的众人。然而汉弗莱爵士好歹在中国待了这么久，他却不认为这能证明中国有消费能力，他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缺乏消费能力。

    “中国的财富都用在了固定资产投资上，或者是长期的重工业投资。民间的消费能力被压缩到了很可怜的地步。既然英国没有能够控制中国这些国有资产，也不可能从中国国有资产上分到一杯羹。想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英国需要更多努力。”汉弗莱爵士用这样的话作为结尾。

    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们听完这话，脑子里面都冒出鸦片战争的旧事。当然，这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中国大修铁路公路，包括与缅甸接壤的云南也开始修建公路与铁路。如果中英开战，在英国获得全面优势之前，他们就得考虑中**队冲进缅甸的可能性。缅甸旁边就是印度，一想到中国550万陆军，英国上层的心情就变得不好起来。

    原本英国想在1930年向中国出口2000万吨原油，经济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受到不小的伤害，中英之间的贸易勉强维持了1929年的水平。眼瞅着1930年的中英贸易有可能中断持续了二十几年的不断增长，进入下跌的轨道，英国政府当然万分着急。

    有利条件也不是没有，经济危机逼迫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虽然“不可兑换金本位制度”听着与金本位制度还是一脉相承，实际上这已经变成了法币制度。既然中英两国的钞票都已经变成了纸，一度横在中英两国之间的最大贸易障碍现在就解除了。当然，解决了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英国人如果允许中国的人民币成为正式的世界性货币，允许中国出现贸易逆差，英国人手里面拿了一堆人民币，那该怎么投资增值呢？

    把汉弗莱爵士召回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询问这个问题，中国是否接受英国在中国进行投资。不是小打小闹，而是真正的大规模投资。

    对中国人而言，英国的大资本家是“中国的老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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