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国，俾斯麦首先建立了一个“善意”的德奥同盟，接着邀请俄国加入，这样彼得堡就不再期待与法国结盟了。同时，在涉及土耳其的“东方问题”上，俾斯麦暗中支持俄国与英国对立，以消弭两个侧翼大国步调一致包围德国的机会。对法国，俾斯麦怂恿其向非洲和亚洲发展，从而与英国的殖民利益产生冲突。对英国，柏林明确表态无意插足海外，同时在埃及事务和黑海海峡问题上协助英国牵制法俄，以换取伦敦的友谊。这样一来，英俄奥三国皆有一定矛盾，它们需要德国的程度将大于它们互相需要的程度，于是德国成为大国事务中最有分量的中间人。它的国际形象被认为是积极的，它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进步也没有被认为威胁到了和平。

    但俾斯麦建立的这个体系也有缺点：它是一种永恒的动态平衡，需要极高水平的理解力才能加以操作。俾斯麦认为，一方的强大导致另一方的恐惧，德国统一的完成必然带来外部环境的恶化，这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除了节制力量、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结盟关系外，德国并没有更好的出路。换言之，柏林必须始终与不安为伴，不可能获得绝对意义上的“解脱”，而大多数领导人是忍受不了这种状态的。另外，“铁血宰相”是一位古典政治家，在完成统一事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只需要说服威廉一世国王和少数高级将领，却缺乏应对民意及其代表的意愿和经验。俾斯麦甚至有意识地把德意志帝国的代议政体和宪法条款搞得简单化，方便自己完全靠一人的智慧把握国家大政。但进入80年代，新兴工商业阶层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要求效仿英法等国、攫取海外殖民地，并且在国会里控制了话语权。这个时候，仍在以70年代之前的经验把握方向的俾斯麦有点招架不住了。

    9073年，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独立后第一个十年海军发展计划，旨在建成一支以巡洋舰、鱼雷艇和岸防铁甲舰为核心的防御型舰队，保护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利益。俾斯麦对这个方案持认可态度，但始终反对过早建立英国式的大海军。除去经济方面的考虑外，这依然是基于他对“绝对安全”观念的否定----拥有最强陆军的国家同时又在追求第一或第二强的海军，这将使所有周边国家感受到无可比拟的压力，并在最坏结果到来前就联合起来对其进行制衡。而柏林不像英国那样拥有超然世外的地理优势，一旦发生冲突，法俄两国立时就可自陆地侵入德国领土，结果将是一场灾难。

    那么，德国要通过何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呢？如果未来战争发生在它和法俄之间，已有的巡洋舰和鱼雷艇足够对敌人的海上交通构成威胁，而德国大可利用它和英国之间距离较近的优势，以英国为中转站和地理掩护，继续向大西洋派出商船。而如果战争是发生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它也可以联络在9056年《巴黎条约》(载入了航行自由原则)上签字的其他二流海军强国，构建“武装中立同盟”，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其他欧洲国家抵制英国一样对皇家海军进行牵制。甚至于“一劳永逸”地杜绝英国对德国海外利益的侵害。

    俾斯麦认为：德国最切身的安全利益在欧洲内部，只要能避免在欧洲形成针对柏林的制衡联盟，德国的繁荣和强大就有保障，世界影响力更是可以不求自来。缺少了欧陆安全作为基础，“世界强国”不过是一张画饼。不存在一种无条件的、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在一个由若干大国组成的封闭系统里，一国安全指数上升过快势必招来其他国家的恐惧，继而促成制衡联盟。有鉴于此，必须明辨关系国祚存亡的核心利益，并使资源严格围绕这一利益进行配置，才能避免想入非非带来的危险。永远不可能出现不必调整就可保障长久安全的政策，一种有利于国家生存的安全路线必须同时兼顾节制与灵活，治国方略中永远不存在抽象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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