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直隶保定府人李高阳。

    时人谓：“李高阳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旭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惟邓载修、边宝泉无所依倚。高阳每入见，凡承旨询问，事不即对，辄叩头曰：‘容臣细思。’退朝即集诸名士密商。计既定，不日而言事者封事纷纷上矣。南皮张芝栋，丰润张霈伦尤为鸿藻所器重。”

    “张芝栋、陈葆臻、张霈伦多以公（李高阳）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摺，亦先得公之同意。”

    当时还流传着更生动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有牛头、牛角、牛肚、牛鞭、牛尾之说，分别对应品阶不一的清流党人。牛头当仁不让指李高阳，是为指引方向的精神领袖；张霈伦、张芝栋为青牛的双角，犀利好斗，专门用来触人；陈葆臻为牛尾，宝廷为牛鞭，王懿荣为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纷乱杂多而无以计数。更有人进而言之，遇要事，李高阳一般不大出面，张霈伦才是真正的牛头，他头上的一双角再也厉害不过，凡被触及，必受巨创。

    张霈伦曾有诗句抒写其谏诤业绩：“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魄十分雄大。有人统计他于光旭十年之前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二十一人之多，“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随后还有赴俄使臣崇厚、军机重臣王文绍。这一数目，在古今非御史类的官僚当中，可以说没有几人能够比拟。

    不光是王文绍这样的“油浸枇杷”被张霈伦弹劾落马，连陈宝箴这样的名臣，也都给张霈伦弹倒。陈宝箴是当时出了名的干才。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调理人事关系，样样精通。他在直隶道任上，曾参与会审王树汶一案，本来已经定案，可临刑之时，王树汶大呼冤枉，这一声叫喊凄厉得惊动了中枢，刑部复查，终予以平反。那些会审的审判官员们，自然要遭到行政处分，或免职，或降级。其时陈宝箴已经升迁至浙省按察史，按照大乾官场的潜规则，追究责任，适可而止，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何苦要赶杀到底？除非两造有解不开的宿怨。但在光旭九年，时任左副都御史的张霈伦，与陈家既无冤，亦无仇，却还是参上了一本，认为陈宝箴既然参与会讯，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罪责。结果，清廷下谕，拟追加处分。这下陈宝箴不干了，他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吾当不恤自明，籍发其覆，备兼听。”于是上书抗辩，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两造都坚执己见，朝廷只好下令阎丹楚来查问。阎丹楚是大乾名臣，以强项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头。但他处理此纠纷，却“首鼠两解之”，一味捣糨糊。最终，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由于咽不下这口气，他愤而辞官，自放白云山水间。虽然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言路”的恶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都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张霈伦的气焰之盛，实不愧“牛角”（李经珊戏称其为“犀牛角”）之誉。

    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自然是攻击人身。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后者“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可谓“对事不对人”。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多半赞赏后一种。因为惟有就事论事，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如果就人论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却不顾事态的进展，与谁有仇怨，就死命咬谁，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确是硬道理，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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