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xing道德观的可能xing；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xing语言的希望”。这两个方面后来也被聪明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运用。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 、《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被翻译成西方多种字在西方发行。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1769年有人写章，“中国比欧洲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主义社会转变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意大利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之精华的整合。法国学史创始人朗松认为，自1680至1715年期间，是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革时期。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费尔巴哈、魁奈、歌德……。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min zhu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费尔巴哈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 平等、博爱”等min zhu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对儒学的赞赏可以无以复加，在他的里。儒学成了反对神权的思想武器，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他是一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但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化为武器，抨击基督教的。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家的中国是开明的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民间的宗教信仰。他还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xing的人”。当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洲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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