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却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日本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更引起了士族的不满。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日本政府年度支出的20%至30%，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明治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将危机向海外转移。明治政府在加强军备，进行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将士族们的愤懑和不满引向海外！

    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日本的“并吞琉球”、“开拓虾夷”、“征韩”和“征台”等一系列的对外扩张理念！

    看着眼前的这两个面目狰狞的日本原萨摩藩的武士，林义哲突然想起了目前在日本还未发生的“西南战争”！

    这场发生在1877年日本鹿儿岛的叛乱，很大程度上，便是日本武士因为海外扩张这最后一条路给堵死后再无出路，而走上反叛的道路！

    当时为了解决士族危机，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提出了“征韩论”。其实“征韩论”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到了幕府末期，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在日本政府内部，形成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利通（也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内治派”，其实对于征韩问题，两派并无二致，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发动战争。而不同点在于：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利通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西乡派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扩张，避免第三国干涉。

    明治六年（1873年10月23日），天皇以敕书形式宣布采纳代理太政大臣岩仓具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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