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林义哲已然数次得罪于左宗棠，这一次竟然将左宗棠的死党之一刘璈砍头示众，等于直接向左宗棠宣战，郭嵩焘禁不住为林义哲捏了一把汗。

    对于自己的这位姻亲左宗棠的手段，郭嵩焘可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因为本来是“至交”的郭嵩焘和左宗棠，现以已经等于走到了“绝交”的边缘！

    郭嵩焘之所以被解职，闲居达7年之久，很大程度上，即拜左宗棠所赐。

    郭左二人本是至交，最早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相识，一同读书致仕。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局动荡，二人曾周历湘阴、东山等地，寻找隐居地点。随着太平军大起，咸丰二年（1825年）中秋前后，郭左二人还依约举家迁徙至白水洞“诛茅筑屋”以为邻。二人于乱世中相约为邻，其情谊可见一般。

    当湖南情势危急，首府长沙面临被太平军围困之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初辞不就，在郭嵩焘的劝说下，左宗棠始应聘出山。左宗棠由乡野到建立事业功勋的转折中，郭嵩焘可以说起了“枢纽”的作用。此后，左宗棠的事业在跨出幕府实授官职的转折中，郭嵩焘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嵩焘与左宗棠的私人情谊随着左宗棠的不断建功立业而日益密切，而摆脱“樊燮京控案”是左宗棠事业上的分水岭，也是二人关系融洽达到顶点的标志。

    咸丰八年（1859年）冬天，性格张狂的左宗棠因湖南承州镇总兵樊燮不肯向其行礼而对其斥骂，并说动湖南巡抚骆秉璋将其革职查办（左此时只是师爷，虽说深受骆秉璋器重，代行抚事，但要总兵向其行礼实是逾矩，将其革职更是过分）。樊燮不服。向有着姻亲关系深受咸丰皇帝器重的湖广总督官文控诉。官文素与骆秉璋有隙，想借机打击骆秉璋，便上奏朝廷参劾左宗棠横行不法。在这个左宗棠可以说等于要掉脑袋的时刻，恰好当值南书房的郭嵩焘听到了消息，立刻四处求援，并请求同值南书房的潘祖荫上奏求情（郭不亲自出马是为了避嫌），潘祖荫力陈左宗棠任幕府时的“实干”，并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经过郭嵩焘在内的湘军集团的不懈努力，左宗棠不但成功的逃过一劫。并且被授以四品衔，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从而正式走上了建功立业的道路。这是左宗棠命运与事业的转折点，郭嵩焘可以说功不可没。郭嵩焘对这一事件做出的果断而富有见地的第一反应，不但使左宗棠脱离了杀身之祸，而且使左宗棠步入了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建功立业的康庄大道。从某种意义上讲，郭嵩焘对左宗棠有着救命之恩，左宗棠自己也承认：“……郭筠仙与我交谊稍深，……此谊非近人所有。”

    郭、左二人因同乡而结识为友。由于时局的发展而成为至交，同时还是属于同一军事政治集团湘军的盟友，这样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坚如磐石，但谁也没曾想到。二人的关系后来竟然到了绝交的地步。

    同治四年（1865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被筹饷、治军、内政搞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左宗棠率军入闽，追剿太平军余部汪海洋部和李世贤部。尽管最后二人合作剿灭了太平军余部。但二人的私交却因此决裂。

    郭左二人的芥蒂始于同治四年三月，太平军余部进入闽南漳州，对浙江和广东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当时左宗棠所部驻防于闽省东北，由于太平军转进江西的去路已然被截断，太平军及可能入粤，作为广东省百姓衣食父母的郭嵩焘忧心如焚，派人去请淮军的郭松林部和杨鼎新部由海道前往广东协防。而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为了防范太平军汪海洋部转进浙江，李世贤部逃往台湾，奏调娄庆云部、席宝田部由江西进入广东协防，而且军饷由广东负担。而郭嵩焘认为娄庆云军应“专责严防江境”，于是奏请娄军停止入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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