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谓知己，学问也是好的，鲲宇不妨也见见他，正好聊聊。他对鲲宇，也很是敬服呢！”

    听到郭嵩焘说刘锡鸿对自己“很是敬服”，林义哲不由得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但表面上却还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他知道，刘锡鸿对自己的“敬服”，应该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基础之上的！

    洋务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将中国官场分成了两大营垒，在上层，在中下层都这样营垒分明地对峙着。有没有中间路线呢？想在墙头上骑着坐一坐，看看风向的有，可他们在墙头骑不住，风大伴墙的多。

    那么哪一派势力强一些呢？洋务派虽然眼光远一些，富国强兵的一套办法也不无道理，但他们毕竟是不安于现实的一派，要打烂坛坛罐罐，要革老祖宗的命，特别是他们连拐弯抹角也不屑干，公开主张以西方为师，认为原有的一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几千年变化不大的国家社会的规章制度，人人都习惯了的东西，要改，要革，连娃娃们学些什么也要改动……总之，天下要大乱了，这哪能行呢？骑在墙上的人最会察颜观色，上看皇帝老子的态度，下看老一辈人的眼色，他们太容易得出结论了。

    从广东进入京师的刘锡鸿，可以说是郭嵩焘一手提拔、重用的，他对郭嵩焘应当是感恩戴德的，刻骨铭心的。郭嵩焘跑顺风时，他为之高兴；郭嵩焘走麦城时，他也替郭嵩焘难过过。他为郭嵩焘充当耳目，传递过许多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变过心。郭嵩焘几次离职还乡时，他恨不得也随同前往，厮守在一起，接受郭嵩焘的教诲，甘愿为郭大人效犬马之劳。正如当年刘锡鸿同他病中的夫人说过的话：“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他那时认定郭嵩焘是知己，是以愿为郭嵩焘效犬马之劳。可这个“定”字难得解释为“终身”，而是个有变数的字眼儿，它可能只是三五年，七八年，周遭环境一改，各方情势有变。所“定”者也就随之而变了。这不是刘锡鸿一人如此，而是不少“老于世故”的人都如此。

    当郭嵩焘从广东卸任，回到湘阴，在家赋闲时，刘锡鸿便观察起官场的兴衰之理来了。尽管他自己也算是“洋务派”出身，投入过团练工作的改革，支持巡抚大人郭嵩焘所采取的激烈改革措施，大奖那些一心为公的好父母官，严惩那些贪腐成性的旧式官僚。但到了京中，洋务派是顶了碓窝子唱戏----人吃亏了戏不好看、费力不讨好这一事实。他已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能不衡量一下这当中的得失吗？

    事实上，就在郭嵩焘复出的前一年，一个渐变的过程便发生在了刘锡鸿的身上。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锡鸿去到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藻的官邸。这可是当朝一品要员，炙手可热的顶尖极人物，了不得的！李鸿藻是皇帝的老师，有一段时间甚至代替幼帝批过奏折，起草过上谕。可以说就是幼帝的影子。慈禧太后见了他也是“老师”、“师傅”的叫，百般尊敬，言听计从。尤其是清流言官们，奉李鸿藻为领袖。唯其马首是瞻。但李鸿藻自己却并不好把自己往哪个营垒里面摆。他对外一向是主战派，不轻言和让，但洋务派的一些措施他有一些也曾予以支持。但老佛爷的话对他来说又是至尊无上的，想得通想不通他都会绝对执行。他和另一位帝师翁同龢的持政理念相同。都不是那种可以分明往哪一个营垒里归队的重量级人物。他主掌过礼部、户部，当过都察院左都御史，授过工部尚书。有太子少保衔；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他也都任过，可以说没有他没当过的大官。

    刘锡鸿去拜见这样一位如日中天的大员，自然是小心了又小心，准备了又准备，要求自己要有良好的表现，要显示出自己是有修养的大才，谈吐要非凡，气度要高洁，对朝廷内外的大事小事都能有出众的见地。要是问起自己的晋身之阶，他也会见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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