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寇了。

    这就让京西南路逃难的百姓，在两淮等诸多地方，名声很不好了，以至于江南路压根就不接受任何一个从京西南路逃难过来的百姓，不管其是什么身份。

    这些情报与情况，情报署都是摸得清清楚楚，源源不断的禀报给吴邵刚。

    郝经等人看见了这些情报之后，都是止不住的摇头，他们也知道了，若是四川不接纳京西南路逃难的百姓，这些人真的就是走投无路了。

    时间到了十一月，从京西南路逃难至四川各地的百姓，总人数超过了三十万人。

    其实京西南路本就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当年从中原逃往过来的百姓，绝大部分都是在京西南路以及京西北路安身了，现如今这些人的后辈大概是想不到，辛辛苦苦的从中原逃亡过来，避免遭遇到金兵以及蒙古鞑子的欺凌，可不要多少年的时间，还是陷入到颠沛流离的局面，看样子这天下真的是不太平。

    三十万人，已经让四川各地感觉到吃力了，毕竟逃往的绝大部分都是寻常的百姓，不过节度使他们的命令是明确的，必须予以接纳。

    到了十二月份，进入四川的京西南路的百信人数开始猛增，甚至连京西北路也有不少的百姓，开始携家带口朝着四川而来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进入四川的百姓总人数就超过了十万，这让四川与云南两地的总人口，猛增到了五百万左右。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或许在千年之后压根不算什么，不过想想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百姓的死伤是惨重的，加之天荒**，剥夺了不少人的性命，作为相对偏远的四川与云南两处地方，总人口超过了五百万，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为了应对快速增加的人口，吴邵刚要求节度使衙门调剂了一部分的钱财，主要是与吐蕃交易获取到的钱财，下拨给各级官府，用以应对突然增加的开销。

    从咸淳元年开始，四川和云南的各级官吏，执行的就是节度使衙门下发的俸禄标准，这个标准与朝廷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级官吏的俸禄悬殊不是很大，而且重点是朝着州县一级的官吏倾斜，数字不是很高，但官吏拿到手的都是真金白银，绝不会存在交子。

    四川与云南两地，因为军队的强悍，导致地方上稳定，物价也同样稳定，不存在大起大落的情形，不少外地来到四川和云南两地的商贾，基本都留下来做生意了，这也让两地的商贸出现了繁荣的情形。

    官府征收商贸赋税是强硬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留情面的，这曾经遭遇到部分商贾的反抗，不过胳膊拗不过大腿，商贾最终还是乖乖的按照节度使衙门的要求缴纳赋税。

    不过在四川与云南两地做生意，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担心遭遇到克扣。

    每个地方都成立有商贸的行会，行会专门负责与官府进行协调，且每个行会都得到了各级官府主官的支持，若是有官吏吃拿卡要，必定遭遇到严惩。

    这让在地方上做生意的商贾，很是放心，其实算起来，在两淮、京城以及江南做声的商贾，拿出来孝敬的钱财，比较上缴的税赋，数额还要高很多。

    官府稳定，商贾稳定，百姓稳定，这就必定导致地方上开始迅猛的发展。

    节度使衙门颁行的俸禄政策，依旧是低收入低消费的原则，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量的钱财必须拿出来维持军队的开销。

    吴邵刚也知道这样的情形不可能长期的维持下去，高薪不一定能够养廉，可低薪恐怕会导致大面积的贪腐，官吏若是连家人都不能够养活了，不向百姓伸手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连续多年的稳定，已经让地方上百姓基本稳定，基本都能够吃饱饭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官吏的俸禄事宜了。

    咸淳三年的六月，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讨论，节度使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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