秣物资，以及从各地搜集流民或获罪奴婢流放到江北，以补充棠邑兵的消耗，应该是户部、兵部、枢密使以及度支使司出面主持之事，但诸部院司也不可能无中生有，最终还是需要下面的州县配合。

    这时候州县配合程度越高，粮秣的调拔、流民丁壮的聚集速度就会越快。

    要不然的话，拖拖拉拉，这背后都不知道会有多少扯皮的事情。

    很多时候，统军将帅为了更有效的调动粮秣，为了更有效的聚集、补充精锐战力，常常绕过中枢院司，直接找到有影响力的州县调粮、募兵，中枢院司那边最后只是负责补一个手续。

    虽然从中央集权、防范将臣擅权的角度来说，中枢应该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状况，但大楚开国才二十年，内忧外患都没有中断过，又怎么可能完全避免掉这点？

    杨恩的奏折送抵政事堂，杨致堂、沈漾、郑榆等人才察觉到一丝异常。

    不过，杨恩的奏折已经给出结论，整件事对棠邑的影响已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也没有谁会再提起陈景舟、周惮返回广德府、江州与这事牵连。

    而要说李冲投敌为间一事，真正影响到的还是对李普兵败丧师的追责，也直接动摇了皇后李瑶的地位。

    李普抵达金陵后，派人将请罪折子送入政事堂，就自囚于昌国公府；皇后李瑶也自囚于碧玉宫。

    过去大半个月，朝堂每有大的事情需要决断，都是沈漾、杨致堂等参政大臣在政事堂商议出一个结果之后，再分别到崇文殿及长春宫找延佑帝、太后请旨下诏，然后以政事堂制书的形式颁布军政命令。

    这算是由政事堂代行政事。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朝堂之上对太后以怎样的名义还朝，存在巨大的分歧。

    新帝或年纪幼小，或体弱多病不能署理政事，或暴病而亡新帝未立，或桀骜失德，为群臣所厌恨，这时候太后站出来临朝称制执掌政事，是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例的事情。

    李知诰、韩谦皆是奉太后手诏调兵遣将，太后还朝已成定局，但大楚此时所面临的情形，跟历朝历代的旧事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陛下虽然急躁了一些，猜忌臣下不能尽信之，江淮形势之所以骤变，这可以说是极关键的一个原因，而不能将罪责都推到李普的头上，但杨元溥总体上说却不能说是昏庸暴虐之君。

    杨元溥从出宫就府到登基继位以来，所行所为都可圈可点，甚至还能算得上有为之君，在大楚军民之间的声望也并不低。

    更关键的一点，陛下作为太后与先帝唯一的子嗣，宗室之中没有替代者，也压根没有谁会想过行废立之事。

    这时候即便说一定要请太后还朝，但倘若说要将陛下踢到角落里去，不要说杨致堂、沈漾了，郑榆、郑畅、周炳武、杜崇韬等一干重臣都不会愿意。

    拖延到这日都没有一个定论的分歧，主要还是集中在太后以怎样的名义还朝，这背后有着极大的区别。

    还朝通常有两种形势：

    一是摄政，也就是代理朝政，可以说暂时先以养病的名义，将杨元溥撇到一边去，朝中大小事皆由太后下诏颁行。

    另一个是辅政是辅佐朝政，朝政大小事主要由太后统领诸臣商议决定，但最终还是要陛下拟旨颁布政令。

    长春宫那边当然希望是前者，这样才能称得上大权在握。

    郑榆、郑畅、张潮等人与太后一系关系亲近，对太后最终以是摄政，还是辅政的名义还朝，并没有太多的坚持，也不觉得会伤害到他们的利益。

    唯有沈漾、忠于杨氏宗室利益的杨致堂，以及跟太后一系没有什么瓜葛、却警惕晚红楼势力过度膨胀的周炳武、杜崇韬等人，则是坚持以辅政的名义请太后还朝，也希望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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