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海外华人不仅能训练军队、兴办工厂、兴学办教，就连搞农业也是十分在行，简直就是什么样的人材都有。

    其实华东政府也十分关注着革命者的行为，虽然在旧时空里，官方的正史中对这些革命者的行为基本都是持正面肯定的态度，但秦铮也算半个历史学家，知道这些革命者实际是存在着许多缺点，尽管革命者们确实都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但在具体行动中往往过于心急，恨不能一蹴而就，或是毕其功于一役，而缺乏耐性和脚踏实地的态度；而且革命者虽然都充满了激情与干劲，但也容易走上情绪化，甚致是极端的道路；由于革命者都过于年轻，阅历和处世的经验都不足，因此在面对复杂的斗争时容易犯幼稚错误，不是过多的妥协就是对自己的实力、定位错误；另外虽然革命者有一定的世界视野，但由于能够获得的资料有限，以及自身的学识、见解有限，对别国的革命斗争经验解读也存在着较大的误区，不能正确的吸收别国革命斗争中的有益经验。

    当然存在这些缺点，并不能否认革命者的进步性，而且这些缺点也不是不能克服的，毕竟任何人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伟大的革命者也不是一天生成的，不过华东政府在与革命者的合作中，要尽力的避免，同时也要尽力的帮助革命者修正这些缺点。

    不过现在只是双方的第一次接触，还有一个互相熟悉了解的过程，虽然说穿越者算是对这些革命者十分了解了，但了解基本都是在后期己成名以后的革命者，而现在这些革命者都还年轻，知命度也不算高，因此穿越者对他们同样也有一个重新了解的过程。

    这样一来事情也就简单了，怎样应对革命者，到也不用在行政会议上讨论什么，因此对革命者的安排，基本就是五巨头说了算。

    革命者每天的参观行程、言行举止都有专人向五巨头汇报，在三天的参观结束以后，五巨头也聚在一起讨论，应该怎样应对和革命者的会谈。

    肖建军首先道:“这两个日本人是什么角色，怎么也混到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来了。”

    其实宫奇滔天和平山周在青岛都十分低调，在参观期间很少发言，在革命者讨论的时候，也基本没有发衣对华东政府的评价，因此有关他们的记录是最少的。不过两个日本人夹在一大中国人当中，还是显得十分打眼，何况现在华东政府和日本的关系十分微妙，自然被当成重点防范的人物，而在讨论的时候，也被首先揪出来。

    秦铮道:“其实这两个日本人到真不算是坏人，用我们以前的外交调令讲，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在旧时空里，这两个人对中国革命，由其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活动，确实是出了不少力的，因此他们和不少辛亥元老，由其是孙中山都保持着很好的私人交情。如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其实叫孙文，字逸仙，而‘中山’这个名字，就是由平山周给他起的，1900年7月，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平山周参与了其中的部分策划，这几年孙中山在日本活动，就是以平山周聘请的汉文教师身份；而宫奇滔天则将孙中山用英文著作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出版，增加了孙中山在日本革命者中的知名度，并且也参与了惠州起义的活动，而且在旧时空里，孙中山和黄兴的相识，也是宫奇滔天从中引见的，后来还多次调解两人的矛盾，这才开创了孙黄的组合。”

    王云鹏道:“这就奇怪了，你说这两个日本人，为什么要支持中国革命呢？难道是吃饱了撑的吗？”

    夏博海道:“这还不好理解吗？不就是两边下注，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万一成了呢？投资回报率可以大了。”

    秦铮道:“老夏说对，其实这两个日本人不仅仅是和革命者结交，也同样和維新派有不错的交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是宫崎滔天帮助康有为逃到日本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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