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为之时也……』

    『预料之中？』黄月英看着斐潜，『夫君早有意料？』

    斐潜点了点头。

    太阳之下，原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事。

    什么叫做以史为鉴，就是因为历史这个玩意，就是一根螺旋式上升的弹簧，有时候看着就会发现似乎低下和上面，都有一根映照出来的影子一般。

    由阶级而制定的律法，本身就是政治形态一个非常严肃且庄重的展现，哪里能够漏洞百出，随意对付，甚至是可以视之不见，肆意解释？

    可是问题是，封建王朝之中，就是这么糊涂。

    就像是某某专政制度，具体不是看摆在上面的名头，而是要看具体代表专政的那些人的构成，大地主阶级占据主要地位，就是地主阶级专政，纵然叫一个古典皿煮宫合制，也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专政，如果说是大资产大企业家占据了代表席位的多数，那么就是……

    那么，郑县出了问题，是不是斐潜治下的所有官吏都有问题呢？

    也不见得。

    但是郑县的事情，却展现出了一个横贯古今中外的历史性的问题。

    其实，在贪腐官吏这种最终形态出现之前，还有一个中间的过度状态，就是所谓的怠政懒政。怠政懒政的官吏是不是腐败的官吏，未必能算，但是怠政懒政确实是一种常见的形态，造成的各种后果，也不见得比腐败的官吏好上多少。

    怠政懒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想背负责任，利益倒是其次的东西。

    就像是后世疫情过后，各个高校开展的所谓『封闭式的管理』的官吏，若说其全数都和高校内部的商贩食肆有利益往来。似乎不是很恰当。或许其中有一些有这样或是那样的利益关系，但是要说全部都有，未免有一杆子打翻全船人的嫌疑。

    因此更多的是因为尚书台没有下达明确的政令，那么地方官吏为了避免承担责任，自然宁可选择怠政懒政，至于百姓方便不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和头顶的进贤冠比较起来，那个更重要，一目了然。

    官吏也是人，所以人性之中有趋利避害的倾向，也就很自然。所以遇到类似于郑县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老百姓试图和官吏摆事实讲道理，有用么？

    牛四夏高呼冤枉，有人听么？

    什么时候才有用，才有人听呢？

    闹出人命来之后，而且这个人命还要被曝光出来……

    若是直尹监当时没去，或是去了没看，亦或是看了没有问，又或是问了又没当回事，但凡其中有一个环节没到位，那么牛四夏就会静悄悄的死在了灌木丛后面，连他家中的亲属，或许也只是认为牛四夏犯了事，或许会击鼓鸣冤，但是更多的默默无闻。

    所以根据这个事件说郑县县令一定是贪腐，倒也不一定，就事论事来说，牛四夏事件也只能说明其怠政懒政而已。而在汉代的律法之中，郑县县令既没有犯『惟官』，谈不上什么依仗权势，也没有『惟反』，报私恩怨，自然也算不上什么『惟内』、『惟货』和『惟来』了，所以如果按照汉代律法来说，郑县的县令有罪么？

    而在汉代，不称职的官吏，顶多就是撤职而已。

    所以，这是郑县县令一个人的问题么？

    出了事情，将郑县县令抓起来，杀头以谢天下，即便是能安抚牛四夏，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所谓一罪不二罚。

    见到一个抓一个确实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那个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对于老百姓来说，自然是希望一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就可以直接解决，但是站在斐潜当下的这个层面来说，他无法也不可能直面他领地之内所有的百姓，逐一的解决百姓所面临的事情……

    最好的办法，依旧是解决共性，也就是像是制定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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