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全省几乎所有的外贸商品征税。如四川的桐油产地主要分布在川东，其桐油出口率增加迅，直接得益者是刘湘的二十一军；鸦片收入也是刘湘的重要收入，193o年鸦片税收占二十一军总收入的四成以上。

    不管是刘湘自己，还是外人，都认为刘湘的军队和驻地是建立在这个城市之上的，来自重庆的税收不仅使刘湘得以装备其庞大的军队，且可使其多变的部属始终忠于自己。如果没有武装占据重庆并增强势力，刘湘就不可能战胜其强大的竞争对手。

    正是重庆让刘湘集团获得了在四川其他任何地方无法享受到的个人投资和经营商业的利润，刘湘对重庆城市的治理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并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卷入了重庆地方政治经济建设。提高了重庆的行政地位，将其作为二十一军“戍区善地方”。1921年刘湘决定以重庆为事业基地，设重庆商埠督办，重庆成为四川的次政治中心。1922年设市政公所，27年改为市政厅，29年正式建市，定为省辖市。

    又采取“军人干政”的管理模式，以军阀政府的权威，动员民间的资源进行城市建设。1928年二十一军成立政务委员会，开始了“军务、政务、财政”三点并重的干政模式。刘湘军事集团直接以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身份控制重庆市政府，实现了对重庆市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权。抗战前十年间，重庆市最高行政脑均为刘湘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其中两位主要人物，一个是重庆市任市长潘文华，还有一人，则是来自民间的著名大实业家卢作孚。

    让范哈腹诽不已的是，这刘湘展了经济，但对于收税，却也是丝毫不比其他军阀手软。四川境内长江和嘉陵江航线，共设有两百多个税卡，光是刘湘控制的地段，就足足占了一百五十多个。而范哈控制的万县税卡，仅仅是这一百五十多个里面的征之卡罢了。航运捐税再多，被一百五十多处一分，到他手里还能剩下多少呢。

    刘湘被范哈现在当面说破，面上却还是表情自然的安慰：

    “哈儿要顾全大局，现在四川省正值多事之秋，需要用人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万县的税卡虽少，但毕竟是入川门户，你绝不能轻视。这样好了，我再电令万县，将其县财政税款，也交由你部支配罢了。”

    刘湘这安慰的话一出，范哈顿时眼睛大亮。

    万县虽然是入川门户重镇，但除了港口税，当地自身的财政收入，其实并不多，除掉必要的财政支出，一年结余撑死不过两三万大洋而已。这么两三万块，刘湘并不看重，还是很舍得的。

    但听在范哈儿耳朵里，这个决定，对自己就实在是太棒了。

    自从想到要把第四师训练成一支精锐强军，必须准备大量财物后，范哈就在考虑一个合适的产业来赚钱。但在刘湘势力范围内，所有的商贸重镇，要么是刘湘直辖，要么被其他各路人马占了。本来还在犹豫选择哪里展产业，准备向刘湘讨要个政策和税收优惠之类，没想到还没等自己提出来，这位督办大人，就自己主动把万县这块地盘，交给自己经营了。

    当然，刘湘之所以交出万县的财政，一是对那点小钱看不上眼，再主要，则是为了换取范哈手上扣押的飞机。

    相对于价值近百万的飞机和弹药，刘湘付出的这每年两三万大洋，显然不够。

    范哈想通了之后，立刻压下心头的喜悦，佯装不愿接受的提出：

    “军座，万县多以服务港口为主业，工农业极不达，要不，你在那儿建个飞机场，或者让卢作孚把铁路通到那儿？”

    建飞机场其实是一种表态，你给的价码不够，如果不加价，只能把飞机扣在万县，由自己控制，虽然自己是刘湘部下，但听调不听宣。

    范哈真正的要求，其实还是铁路。1927年8月，卢作孚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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