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再次见到萧芷琼的云铮，此刻绝对无法料到，远在洛阳朝廷中枢，一场席卷天下的飓风已经在第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之后开始形成。

    万昌皇帝林宥今日来到内阁之中，正垂着眼帘，面无表情地听着秋临江和顾恒为新法的事情反复争论。

    春雨贵如油，但今年天下却有大旱之兆，尤以山东、江淮一带为甚。

    方才早朝时，沈相上言“山东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京官不赐金帛”。对此，右相顾恒表示同意，认为救灾节用，应从贵官近臣开始，可听京官分别辞赐。

    但秋临江当时便表示了不屑，道：“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

    顾恒虽然不愿在他风头最劲的时候与他争胜，但身为右相，竟然被秋临江这个新起的阁老当面顶撞，心中自然羞恼，便问：“国用不足，如何不是真急务？秋大人这话倒是奇怪了。”

    秋临江并不惊慌，不紧不慢地道：“国用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顾恒对此不屑一顾：“秋大人所谓善理财的人，不过是聚敛以尽民财罢了，而民穷则为‘盗’（起义），如此岂是好事？”

    秋临江摇了摇头，道：“这却不然。有善理财者，可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顾恒听了，觉得有些好笑，挑了挑眉：“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百姓处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两个人争来争去，可谓精彩，不过真正明白朝廷景况的人却都一声不吭。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关键，要说关键，还得从朝廷“国用不足”的原因说起。

    大魏朝富裕不富裕，有没有钱？答案肯定是富裕的，钱也是有的。问题在于这个钱在谁手里，又花在何处。

    大魏建立之初，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制度。被养的这批人，后来便被称为军户。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但时间一长，就一塌糊涂了。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从开国到如今接近两百年，按今日的大魏朝兵力来算，全国一共正式编制有210个卫，117人。----嗯，还要外加新成立的三十六卫新军，2人。全国正规军接近一百四十万人。

    这些正规军要养着，自然是要花钱的，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折合合计为每人三十贯钱。以云铮计算出的“购买力”折算，三十贯大约不到今天的两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就不算新军吧，原有的正规军那一百二十万人，每年就要花费三千五百万贯的巨额军饷。

    然而支出并不止于此。除了这些正规军，还有普通军户。军户的口粮因为有军田，倒是不用担心，但他们也是要饷的，当然他们的军饷要比正规军少不少，大约为每年五到八贯，约合今日的人民币五千上下。朝廷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全国近七百万军户，朝廷只需要负担大约四百万左右，剩余的由四大边镇的帅府自行负责。然而这一笔开支，却又去了三千两百万贯！

    而且最恐怖的是，这六千七百万贯的巨额军饷开支，还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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