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向军中派遣监军，此为惯例。秉承文官治国的传统，但凡有兵独立于外，则必然朝廷要派驻监军。

    按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祖制，大明朝在各地建立卫、所，各自驻防要地、边关，这士兵的军籍便也由此固定下来。平日里所有卫、所旗军皆不许擅离驻地，就地屯田、戍守。而一旦战事一起，则由朝廷任命大将作为总兵官，调集各地卫、所旗军集结，归总兵官统辖，与敌一战，这战后自然再回归各自卫、所。就连这总兵官的武职，也并非大明朝的定制，初时还由拥有爵位的皇族、外戚担任，当然，倒是此时，也早已泛滥。这辽事一起，升任总兵官的武将，更是多出数倍。

    这大明朝为限制武官拥兵自重的手段，原本无可非议。毕竟太平盛世之时，就算是出现一伙盗贼，也能扰乱数县的安宁，更何况久经训练的士卒？是故这大明朝的兵与将，仅仅是在作战时临时调动、集结起来，二者往往并不熟悉，这也是大明朝军伍战力低下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卫、所旗军的羸弱，自不必再提，只说这武职军官们，尤其是位于边镇的武官，这既然要领兵出战，可这些兵又大多靠不住，朝廷又不允许兵、将相互连通，便只得蓄养家丁，一边日后作战时能有些依仗。这种情形延续到辽事糜烂之时，就连朝廷。都将武将地家丁视为唯一能有些战力的士兵，不仅将其列为拿着高出一般士兵军饷地名册。且在调动武官之时，无一不在公文中注明，要其携家丁一并随行。

    这是大明朝军伍内部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面，便是这监军的手段。监军算不得是一个职位，也如同总兵官一样。是临时派出官员担任，目地。自然是监督领兵武将的言行举止。此时派驻的监军，往往都有都御史等文官担任，这权利，除了能够将军中诸事直接禀明朝廷之外，必要时，还得直接剥夺领兵武官地掌兵职权。换句话说，这军中诸事，倒是仍由武官专管，监军一般不予干涉，但只要监军说不同意。可没有一个武官能够坐视不理。

    这监军的一封奏书。便能将领兵数万地武官们直接治罪，轻则回原驻卫所。重则连世袭的指挥等职位也被剥夺。久而久之，这监军的权限便近乎无限。甚至这一支军伍的主管，说到底便是这监军一人而已。当然，朝廷上的那些文官们可都是相通的，即便彼此之间喋喋不休地相互指责，却都不会改变这监军一职带来的危害。

    就在辽事之前，大明疆域之内只有少许骚乱，都很快便被平息下去。万历年间的三大征，虽花了无数的银子，可也都以战胜作为结果。这些，都预示着大明依旧拥有着无比强悍的官兵，至少在朝廷之上地文官们，是这么认为地，当然便无视那少数提出对军伍加以改进的提议。

    就总体而言，大明朝依旧是强大地，无论是人口，还是官兵数量，在大明朝宽广的疆域周围，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于抗衡。可这文、武两方面地弊病继续延续下去，便造成努尔哈赤的轻易连胜。此时，大明朝廷上的文官们，依旧是采取的惯用办法，征调、募集兵马，调派各地武官、士卒，然后派出经略统带。

    当初辽东经略杨镐，分兵四路，虽指明了各路主将，可每一路仍然派驻了监军。当然，在萨尔浒大败之后，这责任仍然是由各路主将负责。阵亡的自不必追究了，朝廷还有一番抚恤，但那监军的作用，在战败之后却没人提及。若是仅从朝廷文书往来之中，可是看不到监军到底有什么作用，这一弊端，依旧被隐藏下去。

    当今的辽东经略袁应泰，在丢失沈阳之后，又再令辽阳处于危急之中，按理袁应泰也难逃那杨镐的下场。可偏偏冒出个苏翎，且以数次大捷换回了辽东经略袁应泰在朝臣之中的信心。对此袁应泰是心知肚明，本人对苏翎的大力支持，其实也便是对自己的一种保障。而朝廷此次的一番驰援，也是破天荒地对苏翎尤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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