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各种达标活动，更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农民刚刚有所好转的状况，又陷入了困难之中。种田的比较收益减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减弱，农业的投入也日益减少。

    农民负担日益增重之时，也是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及法规不断出台之时：199o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出台；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下；1992年国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负担和劳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下；1993年中办《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下；1993年中办《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下。这一时期，农民负担的增长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同时进行的，农民负担也与政策俱增。

    而这十几年中，随着改革进程的收入，农民负担也随之经历过了两个展阶段，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其分界线。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现。

    这一改革也有自己的弊端，这一弊端在乡镇表现得极为突出。

    乡镇财政从2o世纪9o年代，就开始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分税制改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状况，有句俗语概括为：“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地市财政也能过，县乡财政没法过。”

    分税后，税费征收按先中央后地方，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中央将一些优质税源收为直管，省市依次效仿，因此，中央、省市财政较为充足，而县乡财政非常紧张。乡镇财政赤字增加，乡镇作为基层政府运转失灵。要维护政府的运转，向农民转嫁负担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因此，农民负担节节攀升。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精简机构和人员、财政转移支付和限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

    从政策实施过程来看，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

    吴永成这两年一直致力于精简冗员、展地方经济，目的也是从根本上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而做一些铺垫。

    但即使是这样，桓毕地区经济落后的局面积重难返，又岂是两年的工夫能扭转过这种颓废的局面的？！

    “也可能有的同志觉得我这句话打击面过大，伤了下面同志们工作的热情。”吴永成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尖锐地批评道：“从大家刚才的汇报中，我没有听到那个县，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拿出了什么实质性的举措，只是把中央几个文件中的精神，改头换面地变了变，搞一些文字游戏，这就能切实地减轻农民负担吗？！这说明大家对这方面的认识，还是很不深入的，我们不少的干部，从根本上就没有认识到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

    “同志们啊，吴书记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坐在吴永成身边的路兴民及时地插话道：“中央、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们多次提到，农民负担过重是‘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沉重的问题，因而到了必须深入认识，并需要入手着重解决的一个重中之中的问题啊。”

    在血铅中毒事件之后，路兴民看到吴永成一反前态，把工作重点也放到了亲自主经济上面之后，也看到了他亲自出马，为桓毕地区拉来了几个重量级的项目，心中不仅没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反倒心里沾沾自喜----不管这些项目是谁拉来的，但他路兴民却是主管全区经济的主要负责人，桓毕地区经济的增长，功劳却是要记在他的名下的。

    果然在今年第二季度全省经济各项指标排名时，因为桓毕地区一跃成为全省增长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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