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心有私、朝中有党？”包大仁微微沉吟，心里隐隐把握到秦桧这番话的目的。

    秦桧点头道：“不错！本朝定鼎以来，广开科考之门，大量起用出身寒门之士，君王放权于士人，形成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盛况。只是本朝太祖目睹五代权臣之乱，深恐如此一来，恐怕士大夫权重难治，是以定下了‘异论相扰’之策，有意在朝中扶植持不同政见者分任宰执，以收相互制衡之效。这在一时间固然有利于君王控制臣下，只是绵延成积习，却是俨然已成为本朝最大的隐患之所在。”

    “宰执之间，因政见不同而相互攻讦，为巩固自身地位，不得不交连门生，广结朋党，而朝中官员，为求晋身之阶，也不得不分投不同宰执门下，以求荫庇。久而久之，朝中议事，不论是非，只论派系，任谁欲做成一事均是相互牵制，久议而难决。契丹、女真虽则物力人口，均不比本朝，决事却是专权而速，其力聚而弥强；本朝虽物富民丰，若论武备军需，比之契丹、女真，富庶何止十倍，但无奈绝大多数的精力资源，却都花费在了相互之间的内耗之上。与敌接战还未开打，后方争功者有之，嫉妒者有之，借机安插亲信子侄谋个出身者有之，如此为政，又岂能言胜？”

    他看着包大仁，淡淡说道：“行军与治政，本是一体，实非两端。昔日亶渊一战，本朝真宗皇帝御驾亲征，有寇准从旁襄助，局面对本朝十分有利，本可借机一举攻入契丹，但却因王钦若与寇准政见不合，唯恐寇准借此立下不世之功，再非其所能匹敌，是以与真宗皇帝一席话，便葬送了寇准的一番苦功。自此之后，本朝对契丹再不曾起半分争雄之心，其根源便在于，若不能解决朝中之患，纵然再起百万大军，亦属枉然。”

    包大仁眉头微锁，却也不得不缓缓点头。

    秦桧所言，句句切中其弊。宋室立都定鼎以来，由太祖立下誓碑不杀大臣及言官，但却唯恐相权威及皇权，是以在朝中宰执官员中以“异论相扰”之策，使其相互制衡，同时又另开御史台，直接由天子掌控，其余人等包括宰执大臣在内，均不得过问御史言官之任免。专司弹劾包括宰执在内百官之过失，宰执若有不为国尽心尽职之处，御史言官可以风闻奏事，即时弹劾，纵然事后证明所奏不真，亦不加罪以御史言官。反而被弹劾的宰执大臣，无论御史所奏是否属实，只须御史奏章一抵御前，行文三省，那个被弹劾的宰执大臣便要自上请辞的奏疏，并跪伏御前以待处分，以此显示百官尽在天子耳目监察之内。

    这样的一种制度设计本意是颇为完善的，宰执大臣由行政经验丰富的臣僚担任，庶可弥补天子官家身处深宫，疏离具体政务的缺憾。而“异论相扰”，分任不同政见的官员为宰执，不仅可以避免相权威凌皇权局面的产生，也可以使天子兼听则明，剖析利弊，并由此而由天子掌握最终裁决权。御史台的设置，则可以随时监督朝中百官的动向，若是官员一意党同伐异，不辩是非曲直，影响朝政运作，自有御史言官上书弹劾，纠正其过。而御史言官虽则地位超然，品秩却低，亦只能监督参议，不能直接参与朝政的实施，如此一来，则三者之间相互制衡，相互监控，哪怕任一个环节一时出了错误，也可以马上由其余两环监督弥补，不至于陷入举国大乱之中。

    只是世上终究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如此施为，固然可以避免出现昏政乱政，但天子官家与宰执大臣加上御史言官之间，任一事都要相互辩论，求同存异，却是搞得要有任何举动均需朝堂上往复再三，议论良久，待得已有成议时，一则能通过的折衷方案早已是遍采诸说，尽数被磨去了棱角，往往已是面目全非，以现实相去不可道里计；二则经过朝堂之上一议再议，待得终究能有所作为的时候，早已是事过境迁，特别是在这个往来通讯极为不便的年代，这个问题更是

    -->>(第1/4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