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营义军在川中纵横之际，时不时地派出以标为级别的武装搞进村下乡活动。

    在南到泸州、北到巴州、东到大昌、西到松潘的四川广大腹地，那些素有恶名、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的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是西营义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目标。在这方圆千里的大片平原上，有十几个大城被义军攻破，有数百个地主武装盘踞的窝点。被义军一一拔除。

    西营义军除了收取民心之外，还在有条不紊地为下次入川铺好路，尽量清除前行路上的绊脚石。这一点，历史上的张献忠就没有做好，他最后一次进川时，一开始用很宽容的政策对待那些地主武装只要人家低头就让对方保持武装，只求一个虚假的川中太平，结果等清军和南明军打来后，那些地主武装见西营义军败北，便跟清军或明军勾结，乘机攻取大西国的腹地，导致西营义军更加溃败，一直退到云南。这样的惨事绝对不会再次爆发，李定国绝对不容许西营义军辖内有心腹之患，即使有也是暂时的利用，时机成熟必将迅速拔除，对罗汝才曹营人马如此，对摇黄武装如此，对那些地主武装更是如此。

    但这并不是等于说，李定国要完全依赖流民和灾民成事。

    实际上，李定国越来越认为，对于明末的大部分流民、灾民，都只能暂时使用他们的暴力，至于智力方面，尚有待他李定国的引导开发。虽然明朝的文盲率远低于清朝，但也足有九成贫民还是大字不识一个，这样文化素质的人群中，固然会出现几个靠后天经验或天赋变得会打战或会治理地方的人才，那也是非常寥寥。未来的中高级将领和官员中，还是有赖于那些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士子们加入，像李岩那样的人才是多多益善。另外那些良善的中小地主、小商贩、军户亦是刨除贫民、大地主这两级势力外最大的中立势力，在官军、义军势均力敌之际，谁能得到中间人士的支持，谁的成功砝码就重了几分。清军顺利夺取明朝天下，就是迅速完成了跟明朝地主阶层的妥协媾和才加速完成的。

    经过数月对明末这个时代的了解，李定国效仿后世某个领袖，也做了一个较为粗略的《明末阶级分析报告》，当然他提交给张献忠时，那文件名字简化为《明代贫富情况调查》。因为李定国深入矛盾斗争的第一线，耳闻目睹甚至亲自执行抄家灭门、铲除恶霸地主的凶事，所以里面相当一部分是李定国第一手掌握到的情况，他的报告做的很翔实。

    李定国也利用这份报告，深入浅出地教育了张献忠等义军将领有关王朝兴衰的规律，揭示出西营义军想要夺取天下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如均分田地。

    明朝衰败，归根结底的原因便是疯狂的土地兼并，更致命的原因则是“官绅不纳粮”。

    整个明代，几乎所有的地主，他们本身或他们的家人便是士子出身。朱元璋当初愚蠢的官绅不纳粮政策使得那些官僚世家公然赁借政治特权，起初用“借荒”、“置牧”、“包佃”的名义占夺土地，继而便是凭借豪门势力强取豪夺。

    那些当了官有了权势的圣人门徒虽口不言利，却在暗中强买良田甚至直接占夺良田。那些圣人门徒只关心他们士大夫的利益，眼里从来没有贫民百姓，没有人关心那些失去土的的农民会沦落到何种田的。李定国深入地了解了明末的真实情况后，不禁哀叹道：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是那些士子们而非草民写史书，他们自然不会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写进史书，反倒变本加厉地将更多屎盆子往农民起义军头上浇，霸占舆论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不给穷人活路甚至不给穷人呼喊申诉的机会，这种现象历尽几百年始终没啥大的起色。

    只可叹某些下位者，不去体会同一阶层的苦痛，不去睁眼看看那些官僚地主是怎么对待草民（哦，在某个时代他们被称为屁民），反而以上位者的眼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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