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还做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为了阻止流民在大明萌发，使农民安心耕种，朱元璋还制定了‘路引制度’。所谓‘路引’就是通行证，需要向地方官府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样就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百里之内。

    然而事情就坏在他手里。朱元璋对子孙的疼爱，造就了世上最恐怖的宗室数量，这些宗室后代在政治上不能出头，就只能追求奢侈的享受，便利用对百姓和地方官府的特权，大肆兼并土地，

    宗室强占土地，其他特权阶层自然纷纷仿效，文武勋贵、外戚太监、豪绅官宦，一个个互不相让，张开血盆大口，噬咬着百姓的血肉。其结果就是……根据洪武二十六年的鱼鳞册，全国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竟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特权阶层们兼并了，所以不在官册。

    这次全国范围的清丈亩之前，大明已经有七十年未曾丈量土地了，虽然结果还远未出来，但根据赋税倒退，也能知道在册土地又萎缩了一半。

    其实洪武二十六年的八百五十万顷就是个严重低估的数字，除了大量的未垦土地尚未被统计之外，还有大量的田产被特权阶层隐匿。而现在已经太平二百年，人口暴增，山川林地，峡谷平坡，但凡能垦之地都被开发，大明的在册亩数……或者说普通农民手中的土地却锐减成这种程度。

    结果就是大量的自耕农转化为佃农，被迫接受地主和国家的双重剥削，丰年尚且不堪重负，一遇天灾，则彻底破产。当辛勤劳作却不能果腹，还要背负沉重的租税和高利贷时，佃农们不得不纷纷逃亡。

    逃亡的佃农越多，自耕农的要负担的苛捐杂税也就越沉重，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的弃田出逃。又因为本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尤其是甘陕、河南、山西等北方省份尤其严重。

    王崇古的防区主要在甘陕，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种矛盾更加尖锐，所以流民现象最为严重。

    其实最近这些年，随着鄂尔多斯部的式微，大明的边防压力东移，主要集中在宣大和蓟辽一代，而西三边的主要任务，也从原先的抵御蒙古入侵，转移到了扑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所以这次复套作战，王崇古在挤出四万精兵之后，已经不能多调任何兵马出关了，否则境内就要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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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决流民问题，是关系到王朝存续的重大课题，到目前为止，包括高拱和张居正这样卓越的改革家，也只是把目光放在打击土地兼并上。但沈默知道，这样或者一时可以靠着强权取得突破，但严重损害官绅集团利益的结果，就是人亡政息，甚至人还不亡，政就先息了。

    受到时代的局限，高拱张居正们无法解开这个死结，但沈默有着超越时代的知识，他知道还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在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条件下，来解决流民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能否开辟一个或几个国内具有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并能冲进国际市场的工业部门，将劳动力从传统的、自给的、人均产值很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人均产值大幅度提高的工业部门，完成国民收入由递减向递增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权贵地主将向产业资本家转化，从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化之路。

    这让一直苦于无法破局的王崇古，有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不由兴致勃勃道：“看来工商业还是很重要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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