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税收的高也不是白收的，生下来开始，每个孩子就享受国家补贴，孩子越多补贴越高，孩子的母亲可以享受42周的全薪产假，父亲也可以享受4周全薪产假，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除了书本费之外，全部不用交学费。

    只要你曾经上过一天班，领过一次薪水，就可以领取国家的事业紧贴，大概每个月5000克朗左右吧。然后这里的医疗也比德国强多了，生了病请病假都可以领到病假紧贴。”潘说起她的家乡，就应了一句中国歌词：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咿呀得呦。。。。。。

    “嘿，让你这么一说，你们到应该是社会主义了。”王健对于潘的自吹自擂也没啥可反驳的，只好调侃了一句。

    “当然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国家奉行的是恩格斯的温和社会主义，你们国家奉行的是马克思、列宁的暴力社会主义，虽然都叫社会主义，但是不一样的，在你们那边，应该管我们叫做修正主义！”没想到潘居然还对哲学有研究，一听社会主义这个词，把革命导师都给抬出来了。

    “嘿，话不能这么说吧，你们应该是资本主义啊！怎么也成社会主义了？”王健不干了，开始和潘在主义的问题上掰扯起来。

    洪涛就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等等一大堆的主义包围中，一会帮着王健对付潘，一会儿帮着潘对付王健，吵吵闹闹6个小时就过去了，终于在晚饭之前回到了潘的老家，卑尔根。

    潘的父母家在卑尔根港区的北面，属于卑尔根市，但是并不在市区里面，类似一个卫星城。不、应该说是卫星镇。整个小镇就是依山傍海的建在海边的一片高地上，房子基本都是木头的，外墙上刷着各种颜色的涂料，几乎没有相同颜色的。这些木头房特别高大，大多都是二、三层的小楼，屋顶特别尖的那种，跨层高度也很高。

    潘的家是一座三层的蓝色木屋，窗户都有一人多高，屋前还摆放着两排花草，看起来屋子主人生活得挺悠闲。

    出来迎接女儿的是一个高高胖胖的中年妇女。穿着一身白底绣花的裙子，这就是潘的母亲汉娜夫人。而潘的父亲埃尔克去码头上了，还没有回来。

    木屋的里面和外面完全就是两个风格，很现代化，和那些砖、石头造的房子没什么区别，除了屋顶上还能看到粗大的房梁之外，很难想象这个房子就是用一片一片木头拼起来的，还拼了那么高。

    汉娜夫人会听英语，但是说不好。所以她和洪涛、王健交流起来不太顺畅，但是她的人很热情，先是问大家喝什么，然后又去端来几盘小点心和鱼干什么。让大家垫垫肚子，因为晚餐还没有开始准备呢。

    她们母女俩可能好几年没见过面了，坐下之后就开始用家乡话聊了起来，刚开始潘还抽空给洪涛他们翻译一下。后来聊起潘给她父母带的那些衣服、鞋帽什么的，干脆就没功夫翻译了，估计她知道翻译过来洪涛他们也不乐意听。索性就省了。

    当这母女俩正在仔细研究一双在米兰买的皮鞋的时候，房门被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进来，洪涛和王健坐在沙发上，都能感到整个地板都在随着他的脚步颤动。

    “好一条汉子！”这是洪涛抬头看到来人之后的第一个感觉。

    “这不就是维京海盗吗，如果戴上一顶有两只牛角的皮帽子的话！”这是洪涛的第二个感觉。

    “潘是他们两个的亲闺女吗？从哪儿看也没有一丁点相像的地方啊！”这是洪涛的第三个感觉。

    进来的人正是潘的父亲埃尔克，他身高最少也有2米，穿着一件棉布花格衬衫和一条背带工装裤，脚上是一双厚底的大皮鞋，长得浓眉大眼，虽然胡子很重，但是刮得干干净净，只在嘴唇上和下巴上留了两撮。

    虽然他长得挺严肃，看着也挺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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