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中饮酒者八百。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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