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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时局特别混乱、思想十分活跃的魏晋时代，文士嗜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魏晋文士对酒的不同态度和格调，折射出魏晋文士对生命的“三度”追求：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饮酒行乐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饮酒体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魏晋文士的生命旨趣虽然弥漫着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灵魂却挥不去死亡威胁的阴霾，潇洒的风姿总流露出痛苦挣扎的影迹。这别有意味的嗜酒之风，不仅在中国文人心灵史上留下倩影，也为中国史、哲学史和美学史凭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

    【关键词】魏晋；嗜酒；生命；享乐；境界

    考察魏晋文士的生活风貌，可现嗜酒之风尤为盛行。孔融追求“座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卷七十《孔融传》)，［1］曹操高唱“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更有曹植“饮酒不节”（卷十九《曹植传》），［2］阮籍“酣饮为常”（卷四十九《阮籍传》），刘伶“唯酒是务”（卷四十九《刘伶传》），陶潜醉“则大适融然”（卷九十四《陶潜传》）。［3］前有建安七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4］后有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任诞》之二十三），[5]饮酒“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6]关于魏晋文士嗜酒的史料十分丰富，仅《世说新语·任诞》五十四条中，就有三十余条与饮酒有关。在时局特别混乱、思想十分活跃的特殊环境中探查魏晋文士的嗜酒风尚，不难现，酒之于魏晋文士，已越了它的物质属性而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义。魏晋文士的醉乡日月，闪烁着生命智慧的理性之光，折射出别具特色的生命旨趣。

    一、“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

    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饮酒沉醉以远祸全身，实为魏晋文士的独创，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嗜好或托词的风行，一方面源于魏晋文士生命意识的彻底觉醒，另一方面是因为魏晋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恐怖。

    中国文士生命意识的觉醒，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早在《诗经》时代，《唐风·蟋蟀》就曾出“今我不乐，日月其迈”[7]的感慨。只不过这种关注个体感受的声音，被长期湮没于注重群体展的儒家思想潮流之中。尤其在罢黜百家的汉代，儒家的道德伦理成为士人的行为准则和人生动力，文士们在对大一统政权的依附中找到了亲近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但到了东汉末年，**失据的政治和动荡失序的时局，使儒家思想失去了统一人心的基础，血腥杀戮、无端坐监、党人事件，使得文士的心灵产生裂震，对朝廷和君王的情感由亲近走向疏离，他们的视野也由“大我”逐渐转向“小我”。这一转变，使汉末的文士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恐惧和茫然之痛：“人生天地间，勿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今日良宴会》），“卜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8]……高频出现的“忽”、“寄”、“尘”等字眼，反映出觉醒的文士面对短暂的生命所生的何等的慌恐、哀痛和悲凉！

    这种生命觉醒之后的惊慌哀痛，被魏晋文士历史地承接下来。而且，由于社会的离乱和政坛的血腥，更加深了他们对生命的体认。汉末魏初，军阀混战不已，生命犹如草芥。南征北战的曹操就感慨:“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全三国文·军憔令》）[9]建安时代的文士们，大多生于乱世长于军中，亲历生命毁灭的惨烈，震撼于人类生命的脆弱。他们的诗歌表现出比《古诗十九》更为浓烈的忧生之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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