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不行拜跪礼，结果成了严重事件：“（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土所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留学生们所受的近代教育，使其无法理解中世纪儒家教育的种种礼仪规范。

    就连最为开明的广东士绅也无法原谅留学生们何以不行跪拜礼，这形同对帝国意示形态的背叛。渐渐的，大家知道了洋务改革所需要的是什么：

    “中土所办洋务，……缘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中土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朝廷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留学生们在美国，却正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人类；中土士大夫们戴着传统意示形态的有色眼镜，既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人类。

    终于，朝廷中止了这种自费留学的计划，并要求留学生撤回国内。

    留学生们对半途被迫回国深感遗憾和痛苦，但更痛苦的是，离开多年之后的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和拥抱，而是耻辱和排斥。

    蔡廷罕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想象中的被祖国拥抱的幸福：

    “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故土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像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

    然而，现实却是：

    “船头划开江面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我们去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本省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业未成而强迫返回家乡。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留学生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意示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子”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留学生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一个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留学生们生活困难。蔡廷罕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之前的花销，是否按之前约定的补贴，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留学生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家里为留学生支付的花费当然也不会报销，除此之外，留学生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留学生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留学生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方商人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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