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点时斋画报》所译之书论及西方有经济自由，有“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之言，总理衙门大臣、礼部侍郎郭筠仙读后感慨万分的写道：“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土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因为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

    这些巨大的改变，已经为罗氏家族“第六帝国”和以陈氏为代表的海外十三行“第七帝国”进入乾国奠定了基础。

    尽管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林逸青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清醒的意识到，由于中土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乾国近代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还没有被乾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很可能在日后出现反复。

    他的改革之路，仍然并不好走。

    “现在归国发展虽说已经是时候了，但‘夷夏之辨’这块儿，我们还是要当心。”陈廷轩久历风雨，一下子就说出了重点问题，“‘丁戊奇荒’前车之鉴不远，不可不慎。”

    林逸青当然明白陈老爷子为什么要提到“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是一场被朝廷官员称之为“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9076年到9079午，整整持续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1千万人饿死。其中尤以9077、9078年为最烈，因其两年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称之为“丁戊奇荒”。

    这场饥荒，对财力困窘的大乾帝国政府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圣平天国之乱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然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社会最底层的这个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呢？

    灾荒真正的起因是鸦片种植本土化。持续的大旱固然是饥荒最重要的原因，但**的权重同样不容忽视。9059年朝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由此合法化。短短十余年之后，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旭初年，山西已成为乾国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时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芝栋调查后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大量的耕地和劳动力转移到鸦片种植上去的后果，是山西本省粮食产量迅速下降。《申报》当年就曾分析过：“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

    鸦片种植的泛滥，虽以山西最烈，但并不是山西特有的现象。同属灾区的河南、山东，也是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最终，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灾荒时期民间难寻储粮大户，自然那种抢大户的现象也就发生不了了。

    由于灾荒太大，官府又无力救济，在乾国的西方传教士开始出头在各个灾区赈灾，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却立刻引起了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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