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评价，《北京专约》是中国步入近代以来所签订的第一个“收获实利”的条约，因为此前中国对外签定的条约，无一不是丧权失地，且当时尚不自知，“而自台事专条订立之后，中国始知弃虚名，争利权”，最终促使中国人一点点的抛弃了陈腐的“天下观”，转向了“世界观”。

    在《北京专约》当中，最能体现出这种转变的，便是关于琉球的问题。尽管在条约当中，中国仍然称琉球为“属国”，属国这个词仍然属于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体系，不被当时的国际法所认可，但条约当中明确说明琉球“归中国保护”，用国际法的观念来说，琉球便不再是“属国”，而是中国的“被保护国”，中国是琉球的“保护国”。这意味着中国的传统观念已经在发生着悄悄的改变，不再被既通晓“天下观”又擅于“世界观”的日本玩弄于掌股之间。

    《北京专约》是亚洲政治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条约，而正是因这个条约的签定，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的主要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北京专约》使中国从日本得到了500万英镑（合中国白银2000万两）的巨额赔款，正是靠着这笔赔款，中国打下了近代工业基础，为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开辟了道路。而日本因为这笔赔款的付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不得不依附于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才得以完成了举步维艰的明治维新。

    尽管《北京专约》带给了中国极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由于从日本得到了巨额赔款，相当于中国一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举国上下皆感极其富裕”，加之战胜了日本，使得清廷很多官员重新找回了“自信”。满足于取得的成果，骄傲自满的情绪又重新抬头，使得中国前进的脚步又一次放缓。

    幸运的是，一群卓越而富有远见的官员们仍然保持着清醒，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中国势必将又一次陷入到沉睡之中！

    林义哲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总结此前中国屡败于西方的原因，以及此次台湾逐倭之役的得失，曾如此说：“……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奋起抗击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西国强权之危害流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林义哲深深的明白，事实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得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国势蒸蒸日上。不数年便为东亚第一。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鸦片战争时的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停留在“天道无常，时势更易”的水准。林义哲等一群人，正是因为深刻的了解这一点，才有了后来中国国运的根本性转变。

    在《北京专约》签订完毕之后，各国公使纷纷前来总理衙门道贺，庆祝“中国和日本之间恢复了和平”，总理衙门一时间格外的热闹。

    在条约签订完毕，林义哲的“全权”便被收回，这一日谕旨下达，免去了林义哲“全权头等交涉大臣”一职，改为“台湾事务大臣，总理衙门行走”，并加太子少保衔，并未授予他另外的职务，林义哲当然明白这当中的奥妙，是以在郭嵩焘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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