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金钱，又如何利用公权力侵占社会资源、谋取个人利益，又如何利用信息的时间差来获取最大的利润，这都是官员需要好好掌握的学问。(手打小说)

    最下等的手法就是贪污，证据明确而又难以掩盖，属于早期原始手法，单纯只是帐目审查就难以通过，一旦位子换了人，继任者为了不背这个包袱，撇清自己，难免会出现秋后算帐的情况，作为一种漏洞多多的手段，已经呈现出淘汰的趋势了。

    上一层就是**裸的权钱交易，就是受贿。直接给钱也好，还是房子汽车等实物也好，或者提供奖学金资助子女留学也好，都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命门，知情人太多。当然，也有谨慎的官员会小心的在所有对象里挑选有身家、稳重老成、有长期交易可能的来做合作者，并小心翼翼不留下收钱的证据，往往是狡兔三窟，自己家里无论是实物还是存款都显示很正常。这样的当然比那些饥不可食、来着不拒的要稳妥多了，至少没有人多口杂的毛病，名声要好听的多，往往不会在贪腐这个问题上直接翻船，大都是站错队等原因先是确定要让位了，再有人来调查、揭老底，最终一切败露。毕竟只要先怀疑有贪，根据过往的施政统计，得益人是很容易发现的，再根据‘没有免费的午餐’来倒推，行贿人也就是明显的了，再有针对性的深入调查，不难有证据出现，毕竟行贿人往往会设法暗地里保存官员收受自己钱物的明证，以作后手。

    所以受贿也是不保险的，即便小心了又小心，一旦不在得势，尤其是有官场死敌得了势，需要理由让自己让位，就很可能出纰漏。究其原因，突破口都在行贿人身上。口供不足为凭，但这些行贿的却往往处心积虑的留下了证据，欲辩无力。所以，受贿难以保证官员和行贿者保持一条心，到底是源于利益的结合，大难临头各自飞，要真正信任是很困难的。

    那么，避免这种授人以柄的选择就不多了，受益人最好是自己人，朋友之类也不能尽然放心，只能是亲戚，血缘越近越好。这就出现了许多诸如‘夫妻档’‘父子档’之类的现象，打擦边球，命门安全是好了许多，但名声就不会好了。正所谓是都知道在贪，也知道是从哪里贪，但是实际证据难以找到，没有极强力的背景，升迁是不那么容易的了，虽说乌鸦都是黑的，但是名声臭了总是事实，强行提拔易惹民愤。虽说老百姓的意见不重要，但是对大小诸侯来说，社会稳定、和谐才是硬道理，直接关系到‘上进’的问题，群情激愤的导火索能不牵扯还是不牵扯为好。于是这种官员前途黯淡，即使是安全一些，爱惜名声和试图上进的官员对这种操作手法还是很忌讳的，快到站的反而比较多些。

    县长是个聪明人，由一介白丁步入仕途，在家里没有背景的情况下辗转腾挪，站位准确，历时三十年终于也成了一方父母。在仕途上左右逢源，从不轻易出头当枪，所以虽然升迁虽不比劲锐气盛的干将，却也无被当成过河棋子试探而被损失掉的可能，稳妥一道是深得其中精髓的，不求有功先存自身，完全适合平民出身的官员。以时间来评价他是胜利者，眼看着曾经快速从身边超过的现在都一个个跌了下来，而自己却慢而稳当的一步步升至一方诸侯，他对此很满意。他知道背景的薄弱注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发展有限，也就不对此抱有很大希望，捞取实惠才是主要的目的，官位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最终还是要为目的服务的。

    县长姓方，名一丰。方一丰出身普通市民家庭，在70年代也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潮流，到云南作了两年的知青，后来伟人谢世，社会转入正轨，方一丰也就回了城，啃书半年考进了大学，毕业后从小办事员作起，一步步到了现在。现在的家庭是大专毕业以后成立的，只有一个女儿，还在读大三。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在云南的两年里，他也有个女人，是上海的知青，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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